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都把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做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主席在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说：“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据《解放日报》这年8月登载的一篇巫神罪恶小统计：从延安县反巫神大会调查所得，全县共有巫神161人，到会59个巫神自己说，共治死278人。）① 1954年11月8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设立宗教事务局，一个月以后该局便编印了《更广泛的开展科学无神论的宣传》一书。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在各级党刊上颁布《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明确要求全党“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下，认真进行自然科学常识和无神论思想的通俗宣传（在有些宗教信仰很深的少数民族地区，则着重正面宣传自然科学常识），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宣传，关于总路线的宣传，关于劳动人民必须在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宣传。进行这种宣传，应当利用各种文教工具，采取为群众所愿意接受的形式。通俗的报纸、刊物、画册、书籍、广播、电影、幻灯、通俗演讲、展览会等都是可以运用的工具，应当充分利用。”贯彻这个指示的结果是无神论世界观在新中国的迅速普及，它所起的作用至今仍随时随地可以感觉到。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彻底摆脱了一度充当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工具的尴尬处境，主要围绕“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展开，一批研究中国无神论史的著作如《范缜的无神论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国无神论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无神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中国无神论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无神论与宗教研究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等，还有外国无神论研究重要作品的译作如詹姆士·斯鲁威尔的《西方无神论简史》、霍尔巴赫的《袖珍神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和《宗教的本质》、罗素的《宗教与科学》和《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圣经是怎样一部书》、幸德秋水的《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相继出版。1986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发表了1982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无神论历史与理论教学大纲》（世界宗教资料1986年第4期）。1993年华文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1994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谢应瑞著《法国启蒙时代的无神论》。为了揭示中小学生受封建迷信及宗教思想影响的原因，探讨在新形势下对中小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和途径，吉林省1993年12月把中小学无神论教育研究立为省“八五”教育科学重点课题，1996年立为省社科“九五”重点课题，采用调查法及行动研究法进行。参加实验的区县、校、生，由最初的6个县（区）、47所学校、近万名学生，扩大到8个市州，19个县（区），几百所学校，3万余名学生。经过6年多的研究过程，各实验区校举办各种无神论教育活动700余次，形成调查报告200余篇，研究报告300余篇，论文600余篇，学生小论文、小评论、手抄报2000余篇（份），收集无神论故事、歌曲、歌谣上千个（首），研究专辑10余本。公开出版《中小学无神论教育例话》（东北师大出版社）、《中小学无神论教育读本》及《公民无神论教育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中小学无神论教育研究》（吉林省教育音像出版社）、《弘扬科学反对迷信读本》（吉林省教育音像出版社）等书，发表了无神论研究文章100余篇。② 199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制定了《关于在学校禁止宗教活动的规定》，其中有“教师不得参加宗教活动，不得向学生传播宗教思想，不得胁迫和带领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和“学生不得参与宗教活动，不得到经文学校、唱诗班读经诵诗，不封斋，不佩戴宗教标志”等条文。
2． 从1999年6月开始，随着取缔邪教“法轮功”的斗争逐步深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学习》辑刊、人民日报从6月21日起连续发表以“崇尚科学，破除迷信”为主题的评论员文章，刊登《无神论系列谈》，揭开了无神论以科学世界观的面貌大范围传播的序幕；同时问世的《科学无神论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99年7月）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为新时期的无神论宣传教育提供了素材。接着出版的有包括《共产党员不信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辅导材料》（中国方正出版社）、《唯物论与无神论教育读本》（人民出版社）、《无神论与宗教知识问答》（新疆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基层党员教育读本》（厦门大学出版社）、《科学无神论教育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外无神论名著名篇选》（中国书籍出版社）、《蒙古族无神论史》（远方出版社）、《众神的起源》（无神论知识丛书）（东方出版社）、《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教育简明读本——崇尚科学破除迷信》（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几十种相关图书。其中中国无神论学会编辑的《当代无神论教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在《导论》中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近年来对破除迷信斗争的三令五申”，是涉及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关于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实践的第一本专著；龚学增所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学习问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6月）为此设有专门的章节。200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科学无神论教程》课目。
3． 2004年5月27日，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指示，中宣部等六部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的针对性体现在2005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的文章《加强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中。该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有神论对某些党员干部思想的侵蚀日益严重”，“法轮功”等组织“本身就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甚至党的高级干部做骨干”，“有坐着公车到寺庙烧头香的领导干部，有靠算命先生指导工作的市委书记，有在大院里埋符咒企求升迁的县委班子，有虔信佛教以致成为腐败分子的副省长”，然而“这些揭露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同时在相当多具有共产党党籍的“学者中间‘吃教’‘媚教’现象已屡见不鲜”。“在近10年中间，以国家名义在大学、科研院所等处创办的宗教研究机构近40家。”“在这些研究机构中，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和无神论沾边，分不清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的宗教研究机构和信仰机构有什么本质区别。”作者认为，“在新的情况下，为保证党的思想纯洁，应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任何形式的有神论，并且有义务宣传无神论。严格执行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规定。对情况严重者应该清除出党的队伍，尤其不能让他们担任党的领导干部。”在该文发表前后，《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和其他学术刊物也有体裁不同的文章涉及同一主题，例如《红旗文稿》2004年18期发表的论文《应高度重视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教育和宣传问题》（作者赵仲三）。李士菊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当代阐释》（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实现形式的基础上，总结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该理论所做的新贡献，指出了当时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阐述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内容和目标。
然而完全相反的观点却出现在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坚强阵地的中央党校，该校一位高级干部兼教授以研究报告的形式正式建议中央放弃党员应持无神论立场的传统。到了2008年，这番言论在冷藏了3年之后被弄到网络上大肆炒作，附和者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共产党员甚至党政军高级干部。与此同时，一群自诩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共产党员学者做的一件大事是“廓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所谓无神论、战斗的无神论的区别”，断定“固守党内清一色的无神论理念”“必然和现行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历史任务发生严重的冲突”，企图为有神论在党内畅行无阻提供理论支持。有的共产党员学者撰文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汶川大地震之后，一些主张照搬美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人居然断言：“除了中国宪法和执政党党章的规定之外，让人很难再相信中国仍然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国度。”③ 在“马列主义宗教观”问题上，直到去年5月，还有人在颇有影响的党报上发文重新宣扬“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言论有过许多误译、误读、误解”，现在“应该将以前那些‘译、读、解’究竟错在何处一一解明”，而“研究宗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提法“不准确、不科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当今现实社会的实际。” ④
2008年12月，中国无神论学会举办了以“无神论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权”为主题的学术年会，与会者重点研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无神论宣传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无神论被妖魔化、各级党政机关和公务员、党员群体无神论话语权的丧失和缺位等观点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在2009年12月中国无神论学会举行的年会上，李申副理事长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在学会报送的文件上所做的批示。落实批示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一个多月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的正式成立。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应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这个学术兼实务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的正气正在上升。
“现在到了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时候了；也应该通盘考虑如何将其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并使之成为公共的资源和全天候的话语。” ⑤ 关于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开展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笔者有以下思考：
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成型、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深入的新形势下，党的无神论宣传教育要纳入日常工作日程并设定相应的机制加以保证。其中一个重要的组织措施是坚决执行1998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认真妥善地处理好宗教活动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于共产主义信念动摇，热衷于组织或参加宗教活动，经过批评教育，有转变决心和实际表现，本人要求留在党内的，可作限期改正处理；经过批评教育不改的，应劝其退党。”“对于丧失共产主义信念，笃信宗教，或成为宗教教职人员者，经教育不改的，应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这个规定应该贯彻于所有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包括各级各类公立或私立学校）。与此相关的是所有国办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的研究人员必须是无神论者；在研究工作中持有神论立场并自觉宣传有神论世界观的人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教育，逐渐转变立场；屡教不改的应调任其他工作或离开该单位去民办科研机构包括宗教院校和宗教团体研究机构继续他的追求。
2. 坚决刹住大学生信仰宗教的风潮。进入新世纪的10年来，大概也与批判“法轮功”的时代背景有关，已经有讨论大学生信仰宗教现象的数十篇调查报告和论文发表。可见这个问题已经是全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之一。有位年轻的高校教师评议道：
“当前有关大学生宗教信仰的调查研究均缺乏理论前提，但其实质上均隐含着一个最大的理论前提，即大学生信仰宗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因此这些研究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为如何限制、减少或转化大学生宗教信仰现象。目前的调查研究表明，大学生中有宗教信仰者毕竟只是极少数，用不着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再说，大学生信仰宗教也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必然反映，是当代青年多元价值观的体现，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需要学者的理性与宽容，并尽量去除意识形态方面的色彩，回归到纯正的学术研究上来。而不是人云亦云，在刻意追求‘政治正确’时，却丧失了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⑥
这个评议的背景是言者的若干前辈早已把大学生信仰宗教视作社会常态。“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学生信仰宗教现象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近来就是被这些人搞糊涂了。众所周知，“自2002年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了《科学无神论教程》课⑦。该课程的开设对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宗教观意义重大。” ⑧ 前文提及此前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已经制定了《关于在学校禁止宗教活动的规定》并予以贯彻实施。这是个别地区的国家政务实践对该常识性问题的明确回答，它与200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规定“禁止在学校传播宗教”和200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的意见》精神完全一致。但这两个《意见》在许多高校并没有得到重视，那里的党委书记们对大学生信仰宗教现象睁一眼闭一眼，有些成立了专门的宗教研究机构的高校根本不考虑该研究机构潜在的传教效应，从而为它们将来演变成国民教育体系内的宗教传播中心打开了绿灯。在这个问题上，中宣部和教育部是不是应该有所思考和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呢?
3．科学无神论的理论形态应该适应党的执政地位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2003年7月，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撰写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他在《后记》中写道：“在研究执政党规律的过程中，本来考虑的是16个问题，写了15个，还留下一个执政党与宗教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思考很久，仍未敢轻易下笔。”时间过去了7年，李教授似乎还是不敢下笔。该书设有“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专章，但似乎无一语涉及无神论宣传教育。仅从这一点看，李教授就肯定写不好“执政党与宗教”这篇文章。他曾向一位记者口述了一些思想片段，其中有：
“必须倾全党之力来研究和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宗教问题是一个关系党的执政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做宗教工作，就不仅仅是一个对宗教事务管理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统一战线问题，它是一个关系全党工作大局的重大问题，必须倾全党之力来研究宗教问题，来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所谓‘倾全党之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也好，政治文明建设也好，精神文明建设也好，党的建设也好，都必须把宗教工作列入其中。如果物质文明建设没有搞好，出现一大批弱势群体、困难群众，他们有很多的失落感，就会到宗教中去寻找救助。如果政治文明建设没有搞好，一些有思考精神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甚至科学家，就会感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没有实现的渠道，就会到宗教那里去寻找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如果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老是空洞的说教，文化教育工作还是僵化的管理模式，人民群众的困惑和苦恼不能很好地得到回答，这就给宗教扩大影响提供了最广泛的空间。如果党的建设没有搞好，党群关系紧张，基层党的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干部腐败堕落，甚至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群众自然会倒向宗教。所以说，四大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要把宗教工作纳入其中，列入议事日程，要倾全党之力来抓宗教工作。” ⑨
这个思想片段有无可取之处自然见仁见智；笔者感兴趣的是：如果用“无神论”替代文中的“宗教”（当然其他文字要做相应调整），是不是也能够言之成理呢? 答案是肯定的。且看：
“必须倾全党之力来研究和正确处理无神论问题。无神论问题是一个关系党的执政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我们在今天的条件下做无神论宣传教育，就不仅仅是一个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导向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世界观教育问题，它是一个关系全党工作大局的重大问题，必须倾全党之力来研究无神论问题，来正确处理无神论宣传教育。所谓‘倾全党之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无论是物质文明建设也好，政治文明建设也好，精神文明建设也好，党的建设⑩ 也好，都必须把无神论宣传教育列入其中。如果物质文明建设没有搞好，出现一大批弱势群体、困难群众，他们有很多的失落感，就会到有神论{11}中去寻找救助。如果政治文明建设没有搞好，一些有思考精神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甚至科学家，就会感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没有实现的渠道，就会到有神论那里去寻找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如果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老是空洞的说教，文化教育工作还是僵化的管理模式，人民群众的困惑和苦恼不能很好地得到回答，这就给有神论扩大影响提供了最广泛的空间。如果党的建设没有搞好，党群关系紧张，基层党的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干部腐败堕落，甚至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群众自然会倒向有神论。所以说，四大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12}，都要把无神论宣传教育纳入其中，列入议事日程，要倾全党之力来抓无神论宣传教育。”
尽管上述文字完全是套用李教授的宏议，而且基本上可以断定李教授不会同意笔者的套用（笔者确实持这个观点，但可能会表述得更好些），但若就事论事，有谁能从逻辑上找出它的破绽来呢? 至于和谐社会建设没有搞好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同有神论的关联以及无神论宣传教育对该后果的扼制作用，不说也罢。
笔者再冒昧地说一句：如果说国家有关部门多年来开展的创建“社会主义的宗教论”体系的工作迄今未能如愿，那么它致命的缺点就是忽略了或根本没有考虑科学无神论在该体系当中应该占有的地位。
此外，鉴于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信仰”概念具有多义性的现状，建议党和国家在涉及宗教问题的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对它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确的规定并对已经实行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在表述上做些适当的调整。
注释：
① 转引自龚育之：《我党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历史回顾》（《求是》1999年第16期）。
② 吉林省中小学无神论教育总课题组：《中小学无神论教育研究报告》（《吉林教育科学》2000年第8期）。
③ 转引自笔者《试论无神论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权》（共识网>思想评论>思想>2010-01-02
④ 冯今源：《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再思考》（2010年5月27日 中国民族报）。
⑤ 文丁：《加强科学无神论传播保持社会思想文化生态平衡——略说与当前宗教热有关的三个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9期）
⑥ 陈彬：《当前大学生宗教信仰调查研究的回顾、批判与反思》（共识网>中国研究>公共政策，2010-01-20 17：02）
⑦ 这个做法应该向所有的公办学校推广。
⑧ 孔维萍：《科学无神论教学中如何从理论上讲清“大学生不应该信仰宗教”的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⑨ 陈松绍：《执政党与宗教：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中国宗教》2004年第1期）。
⑩ “党的建设”与前三个“建设”不在一个理论层次，在本文内应该用“和谐社会建设”替代之。
{11} 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既包含各种宗教，也包括各种邪教，还包括各种民间信仰和世俗迷信。
{12} 同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