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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邪教(破坏性膜拜团体)研究述评

时间:2016-05-31 22:45来源: 作者:李晓敏 点击:
近年来“膜拜团体”一词在社会学、宗教学研究中颇受重视,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中心之一,或者在宗教学者那里更多被称为“新兴宗教团体。”当然,由于这种膜拜团体一直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的过程,所以直至今日,对于这种新生事物的定义、界定还在不断的争论中。从
  

 近年来“膜拜团体”一词在社会学、宗教学研究中颇受重视,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中心之一,或者在宗教学者那里更多被称为“新兴宗教团体。”当然,由于这种膜拜团体一直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的过程,所以直至今日,对于这种新生事物的定义、界定还在不断的争论中。从对具体的现象分析来看,当膜拜团体的朝着恶性方面发展并造成恶性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将其称为“邪教”,也就是破坏性膜拜团体或者危险的膜拜团体。     邪教事件在新宗教运动中只是非常态和少数现象。尽管如此,这些少数的破坏性膜拜团体给社会稳定造成的危害却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学术界对于这类事件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以介绍国外新兴宗教资料为主。进入21世纪后,主要是围绕法轮功的介绍、批判来进行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达到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层面。而近十年来的研究则更加趋向于理性的、学术的回归,这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虽然只是一个开始,但我们相信今后会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将综论近年来国内关于破坏性膜拜团体和邪教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做一个铺垫。
一、综合论述与理论探讨
    这十多年来从理论层面论述破坏性膜拜团体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吴东升所著《天堂悲歌——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本著作。它是第一次对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问题进行集中探讨。作者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对一些问题进行开创性研究,挖掘运用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南京大学武云的博士论文《 当代中国邪教问题研究》2003年。认为当代邪教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对该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描述、介绍阶段。于是试图从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视域,采取“中层理论”的研究方法,将经验分析与理论阐释结合起来,以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邪教为研究对象,对当代中国的邪教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
     秦宝琦等著《“千年王国”与“白阳世界” 中外“末世论”载体的演化历程》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一书介绍了中外“末世论”载体的思想渊源、中世纪晚期宗教改革背景下的“千年王国”运动、19世纪活跃在新大陆的“千年王国”运动以及民国会道门等。 
    习五一的《当代中国邪教演变的轨迹》《科学与无神论》2003年第6期。论述了当代中国的邪教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社会毒瘤,并将其发展以1992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其他介绍邪教的文章还有:《认识邪教》 童辉,《中国反邪教协会第八次报告会暨学术讨论会》,2003年。、《论当代邪教》 何秉松,廖斌,《法学评论》,2003年第5期。、《当代中国邪教信众的分析》 吴东升,《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反邪教理论研究》《科学与无神论》 ,2007 年第4期。、《邪教问题论纲》孔祥涛,《宗教、教派与邪教——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3年。、蔡凌云,区应毓著的《异端与邪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重点分析介绍了异端的真相,包括古代历史上的异端,当代海外的异端和我国当前存在的异端,并详尽介绍了邪教问题,包括当代东方的主要邪教如法轮功等。《我国当前邪教组织危害社会的内在机制分析》戴继诚,《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第5期。认为当前防范与打击邪教犯罪要坚持"脱贫"与"脱愚"并行,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培育健康积极的现代文明,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才是治理邪教的根本之策。
除此之外,有很多研究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膜拜团体的问题。陈青萍著《精神控制论——从临床心理学视角分析膜拜现象》人民出版社,2010年。从临床心理学视角分析邪教精神控制导致痴迷产生的心理机制,论述了精神控制中的人格特征、心理模式、社会态度;精神控制导致的人格变异、心理障碍、犯罪类型。以及针对其机制对解脱邪教精神控制进行转化教育技术的研究。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从心理学视角探讨膜拜教徒自杀类型及其归因机制》采用社会支持评定、一般自我效能、心理控制源、状态特质焦虑这四项心理测验工具,对30名膜拜教徒进行了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膜拜教徒的心理测验数据均与常模有显著性差异,从而揭示其高自杀行为的心理活动背景因素。
    苏和著《神秘信仰之谜:一种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从一种独特的视角切入神秘信仰,提出并深入探究了“信则灵”效应,包括“身体的信则灵效应”与“事件的信则灵效应”,提出并区分了真实的“信则灵”和虚假的“信则灵”,探索它们的社会心理机理,使得身披无数神秘光环的“信则灵”现象,渐渐现出它的本来面貌。  
     王惠君编著《崇拜与精神控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方面,深刻阐述了崇拜是精神控制的心理之源,科学才是摆脱精神控制的法宝。除此之外,从心理学角度探研的还有:《农民宗教信仰的心理意义及对膜拜现象认知的研究:以陕西1个自然村为例》斯琴,陈青萍,梁颖,罗燕,李胜利,《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年第6期。一文以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为核心探究农村的信仰心理。《运用心理学理论分析与转化邪教信仰者》阴国恩,戴斌荣,《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第5期。、《试析邪教信仰者的心理特征》牟成娟,《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试论邪教精神依赖和精神痴迷者的心理治疗》汤万杰,《科学与无神论》,2009年第1期。、《心理学怎样为邪教所用和怎样用心理学迎战邪教》徐碧波,《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5期。、《破坏性膜拜团体成员状态-特质焦虑与自我和谐行为》李倩,陈青萍,梁颖,《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年第7期。、《对精神控制者及其家庭提供心理支持的思考》刘援朝,第十七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中国北京,2014。、《膜拜成员特质焦虑与心理健康水平的机理及干预转归研究》李培培,雷婷,陈艳,陈青萍第十七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中国北京,2014。都是介绍信仰者的心理特征以及怎样运用心理学来应对邪教的。
    《从科学发展的维度看邪教问题》曹小荣,《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2期。认为科学发展带来的许多方面的社会后果,有些有利于对邪教的防范与抵制,有些则可以为邪教的产生和流传提供各种不同的空间。要防范抵制邪教,应该大力发展和普及科学、培养科学的想象力、守卫好科学的边界。
二、关于邪教的概念与区分
     关于邪教的概念在 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有很多学者都曾经进行了探讨。其中有两篇文章解释得比较详细,一篇为《邪教释义》习五一,《世界宗教研究》,2001第3期。,另一篇为《关于“邪教”的界定》罗伟虹,《当代宗教研究》,2001年第2期。。前文从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及政治学、法学等不同方面诠释了邪教的含义。作者认为,审慎研读法律细则,中国官方界定的邪教不能等同于西方英语文化圈通行的cult(膜拜团体)或法语、德语文化圈通行的cult—sect(膜拜教派)。其准确含义可以解释为具有严重犯罪性质的伪似宗教组织(Pseudo Religion)。后一篇文章则阐述了在不同的范畴中如语言学、传统宗教、学术界、法律对于邪教的不同的解释,并论述了邪教的特征:(1)绝对的教主崇拜;(2)鼓吹反社会并有具体行动,如私自囤积武器,杀害他人生命,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等;(3)利用末世论制造集体自杀事端;(4)严重违反人性,违反公共道德,如强迫“洗脑”,致人死亡,集体淫乱等;(5)用欺骗的方式不择手段地大量敛财;(6)对信徒进行严格的精神控制,强行割断信徒与家庭、社会的联系。
     十多年来关于邪教概念的研究除了对于邪教的特征、界定进行进一步探索之外,更多的是从邪教与其他信仰之间的区别来论述。对邪教的界定有:《“邪教”杂考》周良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3年第2期。、《邪教概念比较研究》郑牧民,《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邪教特征论》穆赤·云登嘉措,《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等文章。而《从宗教的历史类型论邪教不是宗教》加润国,《科学与无神论》,2003年第1期。、《迷信、邪教之辨析》侯俊,《科学与无神论》,2004年第3期。、《"邪教"界定难点分析》赵志,《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4期。、《论当代邪教、恐怖主义的区别与联系》曹加亮,何锋,《科学与无神论》,2005年第3期。、《关于邪教与宗教本质区别的哲学思考》刘新庚,刘韧,《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抵御邪教:宗教作用不可替代》孙恪廉,《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等文章则是在辨析宗教、邪教 、迷信、恐怖主义等的区别和联系。武汉大学麻天祥的《邪教的成因及其帮会性质与对策》麻天祥,《哈尔滨工程大学学报》,2014年第1 期。一文认为邪教是专以个人崇拜,即以"现世神"信仰为核心,以反社会为特征,具有巫蛊性质的帮会组织。这些分析都使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辨明邪教的面目和本质。
三、历史演变与发展变化
    较早对于破坏性膜拜团体的历史演变进行探讨的有这样两部著作:《中国邪教史》王清淮,朱玫,李广仓,群众出版社,2007年。,本书从绵延不绝的民间邪教入手,梳理中国邪教的演变轨迹,挖掘其生成的社会背景及心理原因,阐述其发展规律,点明邪教的反人类本质。秦宝琦编著《中国秘密社会新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则是收录了作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全书共分“综合编”、“会党编”和“教门编”三个部分。对中国秘密社会的整体进行了论析,也对单个的会党组织、教门组织进行了精深研剖。表达了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中国邪教问题的历史、现状及对策》方云夔,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则对邪教的历史演变、现状和社会的应对等方面进行了综论。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邪教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元明清时期,因为在明清之前虽然社会上也有邪教,文献中也早已有邪教一词,但是真正能够对于社会的稳定形成威胁的却大多发生在明清。刘平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是针对于这一时期的邪教进行的研究。如:《明清邪教组织的几种类型》《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文化变异:明清"邪教"教义的形成与内涵》《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剖析明清“邪教”》《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明清“邪教”传教手段剖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而作者发表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5年)的《中国“邪教”的由来与演变》一文则对邪教的历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元代防治邪教犯罪的刑事对策与法律 》倪锦霞,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清代中期对“邪教”案件的惩治:以司法案例为中心的考察》林志坚,中央民族大学, 2012年硕士论文 。、《明清时期的邪教治理及其法律分析》周鹏,武汉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都是从司法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元明清时期的邪教犯罪和邪教治理。从这一视角分析的还有《宗教与邪教——明清时期刑罚政治观》柏桦,刘更光,《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古代邪教与恐怖犯罪研究新论》《中国法律年鉴》,2008年第1期。、《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梁景之,《清史研究》,2003年第三期。、《查禁“邪教”:清代民间的回应及原因探析》周向阳,《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清朝乾嘉时期庶民社会的邪教恐惧与秩序危机:以档案中的民间秘密宗教案件为中心》王一樵,《政大史粹》,2011年第20期。、《浅析清政府治理“邪教”的策略》杨荣斌,《黑河学刊》,2013年第9期。、《从直隶大名案刊乾隆帝的邪教惩治措施》刘涛,《明清论丛》,2014年第2期。等文章则论述了清代的邪教与国家、社会、民间基层之间的互动关系。《从雍正对明清之际禅门一场持久斗争的干预看宗教管制的必要性及其尺度》杨航,《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2期。则由汉月法藏和密云圆悟这场禅宗史上罕见的持续辩论入手,通过分析雍正对这场禅门斗争的干预,为宗教管理与邪教管制的尺度提供一种参照。
    还有一些文章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邪教或者阐述历史上的邪教发展变化的过程的,如:《历史角度的邪教文化研究》涂建华,《历史教学问题》,2009 年第4期。、《宗教与邪教:历史主义的理解》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中国历史上的“邪教”概念、特征及处置》阎瑞雪,《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6期。、《从秘密教门到邪教》吕晓钰,《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3期。。
四、原因和对策
对于破坏性膜拜团体和邪教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防范治理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研究的重点。《现代化背景下邪教滋生和蔓延的原因探析》陈爱华,新疆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当代中国邪教成因探析》蔡少卿,《宗教、教派与邪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从中国的社会转型看邪教在当代社会的生存条件》徐弢,《科学与无神论》,2009年第4期。、《当代中国邪教再度出现的原因分析》罗宗火,杨倩,《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试论20世纪邪教泛滥的根源》周峰,《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1期。、《中国大陆邪教生存原因分析》葛双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等文章着重于阐述在现代社会中邪教出现的原因,更多揭示的是社会的转型期带来的人们在信仰层面的迷惑和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这种多元化的社会中,新的膜拜团体的出现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伦理学视角下的邪教问题——论邪教生存与蔓延的根源及其铲除途径》郭子贤,《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我国邪教存在的原因及铲除措施之探析》安娜,《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中国当代邪教滋生蔓延的原因与控制对策探讨》温谋富,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邪教产生的社会思想根源及应对措施》陈红艳,《前沿》,2005年第7期。等文章则是兼顾了邪教存在的根源和铲除邪教的措施,这些措施也就是中国面对邪教所采取的对策,而关于对策的研究成果是比较丰富的。
宗教将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缺乏严密系统的宗教传统,在核心价值体系重建中,一些具有膜拜特征的新兴宗教开始蔓延并占据人们的心灵,甚至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邪教。因此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如何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防范和治理邪教就成为研究中的重点。
有的学者对于当代中国反邪教的对策、治理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如:《当代中国反邪教对策论纲》文国伟,《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当代中国邪教问题治理对策省思》吴东升,《当代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建国以来邪教治理方式的回顾与反思》陈松涛,《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1期。。
《中国邪教问题及防治对策研究》刘援朝,洪解亮主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一书从对邪教痴迷者的实证研究报告出发,揭示了公众反邪教意识与社区反邪教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在新时期根据邪教本质特征来反对邪教的思路与对策。同样提出社区反邪教思路的还有《我国社区反邪教对策研究》徐佳佳,上海交通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 
     中国最初的邪教研究是由于法轮功的出现而激发的,然而初期的研究还不完全是学术研究而是更多地停留在介绍、分析、批判的层面。2004年后法轮功逐渐不再是新闻和研究的焦点,我们看到这一时期相关的只有几篇硕士论文:《“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成因及根治对策分析》余彪,西安理工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我国社会中“法轮功”邪教问题的剖析与治理》陆保新,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反精神控制”与邪教预警机制:以法轮功组织的发育过程和犯罪活动为素材》陈丹,华东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当代中国邪教传播机制探析——以“法轮功”为例》王磊,浙江工业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这一时期更多的是从邪教的犯罪组织原理来探究,这一方面可以看出研究的学术性转变。《我国对当代邪教组织犯罪问题的对策与治理》陆中俊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邪教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剡永生,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邪教犯罪及其特点》戴飞扬,《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第3期。对于邪教的概念、当代邪教的特点和滋生的社会原因、邪教组织犯罪的认定与处罚、我国惩治邪教组织犯罪的方针政策等进行了阐述。其他还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也对此进行了论述,如:《论我国邪教组织犯罪及其防治对策》乐镇海,武汉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我国邪教犯罪问题及防治对策研究》蔡淑香,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浅论我国防范打击邪教组织的对策》张典,中国海洋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在众多的成果中,《文化多元、文化选择与文化和谐发展——全球化时代邪教治理的文化策略》张纯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一文选择了不同的角度来论述,作者认为,与其他犯罪现象相比较,邪教发生的文化因素尤为明显,这不仅表现在邪教教主常常依托基督教、佛教等主流宗教、民间“杂教”、迷信以及其他文化实施犯罪,邪教信众往往是在追寻一种文化的过程中“误入歧途”,还表现在中国邪教的发展受到了全球化时代文化融合与冲突相交织、文化交流与渗透并存的影响。因此对于邪教的治理仅有打击、谴责是不够的,还应注重文化的建设与规范。恰当的文化策略是反邪教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小视。在当下,文化多元、文化选择与文化和谐发展应成为邪教治理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样的思路更加切近于邪教的本质和产生的根源。
    在对于对策的研究探讨中有一个领域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对于高校层面的反邪教策略的认识。《大学理想信念教育与邪教防范》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对“大学生痴迷邪教现象”、“邪教的古惑和防范”、“理想信念及其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就如何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从而在根本上抵制和防范邪教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对策和建议。而《我国高校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研究》赵康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认为邪教的危险依然存在,高等学府也难以幸免。因此如何认识当代青年的宗教迷惑就尤为重要。本书研究了中外高校的宗教态度与邪教对策的异同,以及如何建立我国高校的邪教类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等问题。其他如:《大学生加入膜拜团体的原因以及校园如何应对膜拜问题》格雷戈里S.布莱米林,耿耿,《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4期。、《高校反邪教工作给我们的几点思考》方建基,《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2期。、《当代大学生对邪教的认识:新疆高校大学生对宗教与邪教关系认识的调查》李建生,叶蕾,《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5期。、《对高校反邪教工作的几点思考》冉琰,《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5期。、《邪教在高校传播的危害及防范对策思考》李保钧,《教育探究》,2013年第1期。、《高校反邪教新形势及对策研究》齐姗,李庆龙,《中国校外教育》,2013年第12期。也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高校应对邪教的重要性和具体的实施措施。
五、法律、社会、文化角度的邪教
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对于社会的危害更多地表现在犯罪行为上,因此在学术研究领域,将其作为法学的范畴进行研究是必须的。
刘正峰、周新国所著《邪教的法律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一书是近年来这这一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成果。本书在比较邪教与宗教异同的基础上,提出了宗教、邪教、伪宗教的界定标准。就完善中国的反邪教立法提出了一系列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建议。书中认为,邪教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等社会危害使反邪教立法具有必要性;国际人权公约对宗教的管制立法、域外丰富的反邪教立法实践,使反邪教具有丰富的国际法渊源;中国历史上的反邪教立法和反邪教实践,使邪教立法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基础。学界认为本书对于宗教法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宗教法基本理论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宗教法学研究的空白,是宗教法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法治中国视野下的邪教犯罪及其治理》范彦芳、刘仁文,《求索》,2014年第11期。一文指出在我国司法语境下邪教与邪教组织是可以通用的概念。邪教犯罪是对邪教组织引起的犯罪案件的一种指称归类。应当准确划定邪教行为的犯罪圈,解决犯罪主体适格问题,并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编织一套以宪法及相关法为中心,囊括社团登记、宗教管理、出版管理等行政法律法规以及金融、税收等民商、经济法律法规在内的严密法网,将邪教犯罪消除于萌芽状态。
     而这一领域的成果主要为将近30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专门探讨邪教犯罪的就有20篇。这些学位论文中大多为总论性的,还有对于邪教犯罪的认定、立法、防范、处置、侦查方法的专门探究,如:《论邪教犯罪的认定与防范》霍晓黎,山西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论“邪教组织”的防范与处置》岳勇,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论邪教组织犯罪的司法认定》陈自强,四川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邪教犯罪及其侦查方法研究》王正,河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邪教犯罪的立法及司法应用》梁中威,中山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我国邪教组织犯罪规制完善研究》孔美丹,贵州民族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对我国反邪教刑事规范的探讨:以中法对比为视角》李晓珊,上海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则是通过中法之间就反邪教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方面的对比,分析了中西方反邪教刑事立法不同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我国邪教犯罪的刑事立法建议,并且认为综合性的非法律措施也是控制邪教犯罪的必要对策。
     对中国古代历史上对于邪教犯罪的治理进行法律分析从而得出对于当代中国治理邪教的借鉴,也是这一领域中比较突出的研究。特别是明清时期对于治理邪教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其法律和措施具有典型意义,对中国现代构建和完善治理邪教犯罪的法律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如:《清代治理邪教犯罪研究(1644—1840年)》周向阳,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元代防治邪教犯罪的刑事对策与法律》倪锦霞,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清代中期对“邪教”案件的惩治:以司法案例为中心的考察》林志坚,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明清时期的邪教治理及其法律分析》周鹏,武汉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论文都对这一方面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分析邪教的成果并不多,这是今后值得进一步挖掘的领域。《宗教、邪教与文化的挤占效应分析》武云,《东方论坛》,2014年第6期。一文人为中国古代传统主流文化存在"信仰缺乏症",带有宗教特征的巫文化与主流文化结合,部分地满足了人们的宗教信仰需求,表现出对传统主流文化的占位效应。在当下中国,由于大量具有宗教情结人口的存在,宗教信仰作为一项次好的选择,能够发挥对邪教的文化挤出效应。《构建防范膜拜团体活动的社会预警模式》陈青萍,《科学与无神论》,2013年第3期。、《转型期我国农村邪教问题探究》曹加亮,杨俊全,《科学与无神论》,2005年 第6期。都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讨论邪教的问题。《当代中国邪教发生机制与政策选择:社会学视角下的邪教问题研究》张纯琍,人民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与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文化多元、文化选择与文化和谐发展——全球化时代邪教治理的文化策略》张纯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则是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由于邪教不仅仅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已经成为世界领域的一个大问题,因此很多学者也着眼于国外膜拜团体的研究,如《美国膜拜团体存在的原因及其现状》左雷,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美国膜拜团体与反膜拜团体运动问题探究》董小川,《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美国“反膜拜团体”的近况和随想》习五一,《科学与无神论》,2003年第1期。等文章。对于国外的研究其目的是试图对中国膜拜团体的研究有所启迪。《国外膜拜研究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陈青萍,《世界宗教文化研究》,2012年第4期。就认为膜拜研究是涉及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国际议题,国外膜拜研究经历了40余年,其最新研究视角包括:家庭康复关系、社会预警机制、教育应用技术、质与量并举以及地域特色与跨文化并存的研究范式。这些研究对我国有以下三方面启示:教育观念客观化与方法科学化、教育效果示范化与研究资源整合化、研究机构体制化与交流活动国际化。就目前中国国情而言,做好膜拜研究工作是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工作之一。类似的文章还有《国外无神论、宗教、邪教问题研究基本动态》秋实,《科学与无神论》,2005年第5期。、《世界各国对邪教组织处理的几点启示》斯丹丁,《中国科技博览》,2012年第4期。、《世界上对邪教问题的认识及处理方式研究》翟晓春,吴家浩,方莉,《青年与社会(下)》, 2013年第2期。、《中美惩治邪教之比较及启示》向朝霞,《天津法学》2014年第2期。等。 
总的来看,这十年来关于破坏性膜拜团体的研究逐渐地走出了过去单一化、表面化的介绍性研究的层面,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真正的学术性成果,虽让这样的成果还很少,但是的确是我们以后研究的方向。除此之外,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对于法律层面的邪教的研究成果虽然多,精品极少,绝大多数是流于表面,甚至是互相“炒冷饭”的结果。对于西方学界的成果缺乏深入的辨析和探讨,事实上每个国家的邪教都有其独特的个性,都有其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和土壤。照搬照套得出结论只能是牵强附会,甚至悖离实际。对于现实社会中的破坏性膜拜团体的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领域尚未有人涉足,比如从性别角度的探讨。其实女性自古都是宗教信徒中举足轻重的组成。对这一群体进行深入探讨的学术论著至今还未出现。
从社会现实来看,治理和防范邪教问题是中国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都要面对的任务,因此对于破坏性膜拜团体更深入的研究才方兴未艾,以后的研究必须突出强调学术性和科学性,能够真正从学术的角度为解决邪教问题提供有效的思路和对策。
 
作者简介:李晓敏,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本文责编:秋实
(转自《科学与无神论》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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