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9～12日第十二届探索中心（CFI）世界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目标就是践行探索中心“在人类福祉的所有领域，捍卫和推动科学、理性和自由探索”的宗旨，共同探讨对全球有影响的问题。笔者仅就近些年对探索中心工作的追踪与亲自参加此次会议的感受，认为它选择这样的时机和这样的地方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有深刻背景与寓意的。它是美国和世界主流科学家与思想者发出恢复科学理性声音的一次会议，让人感受到一股科学理性和世俗人文主义的新脉动。
一、问题的提出
这次会议讨论的“科学与公共政策”，反映了当前与全球人类密切相关的科学前沿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公共政策应该如何做的问题。演讲者有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翰·马瑟（John Mather），讲解了宇宙探索的新进展；有著名气候模型专家、美国宇航局研究型科学家德鲁·辛德耳（Drew Shindell），解释“气候变化的模型与观察的交互作用”；有任国际空间科学院执行主任罗杰·邦尼特（Roger Bonnet）博士，提出了“十万年后我们还能幸存吗?”的问题。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罗杰·邦尼特的警告，他指出：“气候变暖和石油能源廉价时代的提前结束，或早或晚地迫使所有地球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除非教育与智慧，没有什么能够控制人口增长。地球这个大容器能承载的最大量是l10亿，我们不久就会碰触到这个极限。人类的未来在哪里? 21世纪及其之后，我们还能以什么样的途径和社会模式幸存呢?”
不难看出，面对人口增长、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资源减少、能源危机等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和区域都无法单独避免与独立解决，而新世纪初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挑战了美国的领导权威，因此，美国人认为“全人类正处在一种危急关口”。提出了“到底全人类需要什么力量和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依靠什么来使人类在未来的十万年中幸免于难? 全球应该循序一个什么样的伦理价值观念?”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任何观念都不会改变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物质基础。物质的问题只能用物质手段解决，好的观念可以在解决实际问题上起积极的主导作用——包括价值观和道德律。当前世界最严重、最迫切的是什么问题? 人与自然的关系固然很突出，但自然之所以会成为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制度、国际关系，亦即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不解决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体制）问题，什么高尚的目标都难以实现。
会议提出的问题，倒是可以让我们从某个侧面了解美国人是怎样想的，他们的见解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启发。以下摘要介绍他们的观点。
二、对美国的自省
美国自认为一直处在全球科学研究的领导地位，但是布什执政的8年未在其位，对气候、环境、能源等科学前沿问题漠视、科技投入严重不足以及科技公共政策受到极端宗教派别思想意识的影响，从而使美国的科学与教育出现局部落后情况。不仅如此，美国原教旨主义复兴与超自然神秘现象流行，也使美国社会处在一个“非理性时代”。因此这次会议上，美国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对美国现状进行了自省。
1． “美国：全球科学的领导者，200l~2008不在其位，应向公众道歉!”
美国众议院第12届议员，美国出版商协会、美国图书出版业贸易组织的会长和执行总裁（CEO）帕特丽夏·斯科特·施拉德尔（Patricja Scott Schroeder），在其演讲中，评论了布什执政8年间，美国科学基础严重下滑，未在全球科学领导席位。认为其原因：首先在教育领域，美国许多校区一直在与科学玩游戏，使得“我们的数学成绩和科学成绩已滑落到其他国家之后了”。而教育是能够很好地预言未来胜负的。其次，政府把科学问题大量地政治化，如果事实不符合所期望的结果，那么他们有时会简单地改变事实作为答案。再次，政府机构在处理科学事务时感到有资金预拨的危险，因此政府预算上对科学供应的资金严重不足。最后，是联邦政府随意地不理睬世界其他国家业已同意的有关科学协议（指为减少排放缓解气候变暖的国际协议“京东议定书”）。她由此讨论了要赶上全球水平，奥巴马政府必须做什么和每一个公民必须提供什么帮助。
2． “美国非理性时代：下一步是什么?”
国际探索中心纽约分部主任，无神论者和世俗主义者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是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美国非理性时代》的作者，刚刚出版了《阿尔杰嘶嘶声与战斗历史》。她在演讲中，讨论了过去40年美国反理性主义和反知性主义的增长，指出美国出现的新愚昧形式有很多潜在的危害，比起以往美国地方性的反知性主义形式来说危害更大。“美国非理性时代”论题是讲，美国正处在一个严重的理性矛盾中，表现为一种记忆与知识的危机。这个现代危机影响到我们思考方式的每个方面，不仅在程度上还是在种类上，都与美国历史上其他反理性主义倾向不同。她论证了美国现代经济危机的核心，不仅是人的贪婪本性，而且是一种全然的无知以及对于现实世界的敌意。她提出，新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被选中是基于许诺在美国政府内适当位置恢复科学理性，他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直接的经济恐慌——情况的确糟糕，而是自新世纪之初以来美国对公共事务处理不合逻辑的政策。她告诉人们，这个逻辑阻力是如何发展的，它不仅导致了乔治·w·布什以信仰为基础的执政结果，而且导致了潜在的系统性问题。
3． “科学与公共政策是一对矛盾吗?”
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倡议（宇宙）起源的物理部主任劳伦斯·克劳斯（Lawre nce Krauss），是世界著名的基本粒子物理家和宇宙学家。他发表的演讲认为科学应该构成公共政策声音的基础，但实际上在美国却没有做到。他指出：“我们今天正在摆脱攻击科学阴暗的8年，科学才从国会到课堂，开始保持完整而不受损。科学家及有关公民有义务继续奋斗，努力重建科学、政府和教育间适当关系，以确保这一良好意愿不被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所践踏。这意味着如果有必要，（科学家）就要离开象牙塔、著述、演讲和组织。”
这里涉及到美国一个特别的现实问题，就是智能设计论问题。
4． “达尔文的遗产和影响”与“楔之进展”
加利福尼亚比佛利山庄的宪法律师和著名的公民权律师埃迪·塔巴什（Eddie Tabash）的演讲引起共鸣。他是世俗人文主义委员会董事会成员，是第一修正案特别工作组委员会主席，被认为是应用于言论自由和政教分离的第一修正法案的权威专家，也是最早辩论上帝不存在世界观的人物之一。他在演讲中证明了已提出的替代进化论的东西（智能设计论）是如何以宗教观念为背景的；指出将基于神学的东西引入公共学校以替代进化论，这样的意图是如何违背政教分离原则的。因为，它明白无误地把宗教教条灌输到公共学校系统的课程中。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扼要观点，即从宪法上要求政府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的。
另一位关注智能设计论问题专家是芭芭拉·福利斯特（Barbara Forrest），她是位哲学博士，东南路易斯安那大学哲学教授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科学教育中心董事会和美国政教分离联盟会理事会担任要职。2005年基茨米勒五多佛区学区审判案中，她引人注目的专业证词引来广泛的赞誉，她是科学教育与美国公共学校进化论教学的不疲倦的捍卫者。与保罗·R·克鲁斯（Paul R．Gross）共同著述了《神创论的特洛伊木马：智能设计论之楔》（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考察了智能设计论的目标与策略，及其破坏生物进化论教学的企图。这次演讲题目是“楔之进展”，介绍多佛审判案后智能设计神创论的新进展，提供了自基茨米勒智能设计审判后有关的“探索研究院”（推动智能设计论的组织，在西雅图市）活动和策略的新情况，探索研究院—科学与文化中心的网页与人物都在其中，如探索研究院协会主任约翰·维斯特（John West），中心主任斯蒂芬·C·梅耶 （Stephen C Meyer），探索研究院总裁布鲁斯；还有《达尔文的黑匣子》作者迈克尔·贝希（Micheal Behe）；《智能设计论：科学与神学之桥》作者威廉·邓勃斯基（William Dambski）；《进化论圣像》作者约拿单·威尔斯（Jonathan Wells）。（这些书在我国都作为科普书引进和出版了）福利斯特自己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是第一个受到探索研究院活动损害的典型。直到今天，路易斯安那州仍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通过神创论者的探索研究院努力推动的立法文本。
其实，上述对美国出现科学理性衰落的现实批评，无非指出美国过去8年在公共政策领域，没有很好地尊重科学、理性，破坏了政教分离、教派与教育分离的原则。个别党派和宗教团体的思想意识干政，是导致美国科学理性衰落的直接原因。这使我们感到，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还能理智反思自己在科学上的不足，是对科学的一种崇尚态度；对比之下，我国还不是一个科技强国，更应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应受到干扰。
三、科学阻力与非理性运动的分析
关于科学的历史和作用，保罗·库尔茨在《科学与宗教：它们能调和吗?》的导言中，明确指出：“只是在抛弃旧时代的神学权威与哲学权威后，科学才出现进步，而且采用了一种新鲜大胆地研究自然的方法。这就导致了一个接一个的研究领域有空前无比的突破。以物理学、天文学和自然科学为开端，科学探索方法随后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化学、生物学和生命科学，乃至最后19世纪、20世纪的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当科学研究进步到知识前沿时，基础研究的发现便应用到技术上，获得了非凡的成果，剧烈地撞击着文化，转变着道德价值观、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历史证明，科学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已经站到人类文明的宝塔尖，具有绝对优势，它的成就和作用已经有目共睹、尽人皆知了，但是，为什么还有反对科学的声音呢? 这里从人文理论、超科学和异常现象声称三个方面进行介绍。
1．“科学的阻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菲利普·凯切尔（Philip Kitcher）教授专长于科学哲学、生物学和数学，在“科学的阻力”演讲中，首先勾画出以科学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思想观念，认为科学探索的结果使我们对自然和我们身在其中产生了理解和认识，并根除了迷信，它为改善人类的条件提供了有效的措施，因而占据了人类成就的宝塔尖。
他指出：“但是，来自哲学、社会学、宗教和政治上对科学的抵抗一直未停歇。”例如：在哲学上的论调是认为科学不能占领生命和经验的领域；在社会学上的论调是科学探索是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人类利益与思想意识：在宗教上的论调是科学不能不顾忌已有的被神启示了的知识来源；在政治上的论调是未能把民主价值并入进去而使启蒙运动的理想受到严重的损害等。
然而，菲利普·凯切尔分析认为：
一方面，没必要辩论科学探索能解释人类生活和经验的所有领域，它提供了重要的事物就足够了。事实上，探索是人们的价值、兴趣所追求的，政治承诺并不提供可靠的结论。虽然坚持探索的世俗标准的优先权是正确的，但是诱发宗教阻抗科学的忧虑是不该忽略的。世俗主义者需要正面的提出回应宗教的问题。我们需要世俗的人文主义。
另一方面，在生活中，是谁以及如何应用科学是一个真实而严重的实践问题，而非理论性的问题。它关系到经济和法律的社会组织。现在应用科学、掌握调控知识完全是少数人的专利权，并为其个人与阶层谋利，而不是得到社会公众普遍地共享。这与启蒙主义运动的提高认识能力、改善人类条件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类利益”相悖。他指出现在的研究过于迎合富裕的需求，并过于远离人性的需要和漠视人类的恐惧。有些转基因生物主张反映出了大公司营利的愿望，而安全和贫困农民继续生产粮食的能力却得不到保证；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在富裕国家做着，几乎所有的生物医学研究都倾斜于富裕国家需求，贫困问题的预算实际上是“化整误差”（意为凑数的）。有些疾病的研究不能关注那些贫困的人，研究投入严重不足。科学探索被宣传是破坏了人们寻求身心安慰准则的来源。很明显，我们现在传播科学知识需要弥补一种科学与人类疏离的缺陷，重要的是克服这种疏离感。
他认为解决科学与公众疏离的办法是：科学共享首先要确定民主的议程设置，即由那些充分表达不同意见、提供相关成果与可能性资讯、认同相互约定的科学共同体选择的程序；然后公开主流科学主张之外的其他领域的解释，科学主张的鉴定标准必须是公共认可与共享，主张的证据应该显示符合那些标准，这将要求考虑处理那些承认宗教权威人的需求；最后进行更为有效方式的传播知识。要通过这样有秩序的科学步骤，发展科学研究。当然这一点已经得到十分合理的重视；而做与人类福祉相关的研究同样重要。这牵涉到克服各种形式的科学阻力，尤其牵涉到更彻底地认识民主价值。
2．“科学受到挑战：改变规则的一步棋”
另一位来自欧洲的亚马迪欧·萨尔玛（Amardeo Sarma）博士，他的演讲也得到了与会者热烈的反响。
萨尔玛是一位工程师，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高级会员，德国科学调查超科学协会的奠基人与主席，怀疑论组织欧洲委员会主席，怀疑探索委员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他在探索、调查方法、都灵裹尸布、顺势疗法以及怀疑论组织目标上进行写作、演讲、辩论的工作。他目前研究重点是在超心理学家和替代医学支持者试图改变科学规则问题上。
萨尔玛在演讲中指出：科学已经帮助我们了解了事物是什么以及它们怎样工作的，建立了一套基本规则，并且科学带给我们的实践利益已由技术加以展现。但科学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希望，它经常与我们的信仰和喜好相矛盾。现在对已建立起来的科学方法进行批评潮流在发展壮大，流行的超科学、占星术、超心理学仍在畅销全世界，用魔棒探测水源矿藏的事情仍在欧洲中心区十流行，对于决策和政策制定者而言，界线不清、涉及边缘区域的新时尚——化学示踪（chemtrai ls）依旧保持着盛行。这些都建立在解释说明上而不是客观事实上的，始终未能提供可靠的知识；含糊其词，重复性的失败，获得认识的过程曲折，受益很少或无结果是它们的特点。很多声称反映了人们愿意真有其事，但这不符合科学规则，因此不被主流科学所承认的。他们充满渴望地想代替科学，寻找科学、政府与公众的公认。因此，全世界超心理学和替代医学的支持者提出新的要求，要调整或改变已成熟的科学规则和方法。比如很多替代医学要求豁免于（不遵从于）科学的普通规则，在双方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承认特异功能（PSI） 现象很难复制并称作是一种主观科学。还有一些有意思的陈述：如“理论决定事实”“由于大多数文化通路是理解自然，因此医学要对医学多元论开放。”“在数学上和经验科学上可以存在很多平行相似的系统。”
萨尔玛分析了这些超科学的后果：虽然不太可能影响到如物理、化学这样的领域，但是科学界对待进行伪科学实践的同僚们（尤其是在医学上的）一种冷淡态度在增长，除了来自怀疑论者的反对外，很少有意见反对这个改变规则的运动。现在状况是：庸医的骗术在一些科学与教育研究所中有部分项目，医学组织机构的沉默或支持（如医师商会会长霍普要求“医学内的对话”）和潜在的市场，给了改变科学规则要求更多的机会。他认为现在“该是反击的时候了”。
萨尔玛的话题实际上反映了另一个有关科学阻力的重要话题，那就是怀疑论运动。事实上，过去的三四十年间，世界怀疑论者对超自然声称的非理性增长进行的批评工作一直进行着。
3． 如何看待超自然现象声称
国际著名的魔术师，可以表演脱身术的艺术家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投身于调查超常现象和伪科学声称的工作，并祛除它们的神秘性。兰迪一直追踪“心灵学”，揭露信仰疗法医治者的骗局，调查研究“带有记忆的”顺势疗法水。兰迪在这次的“对狂想虚妄的研究”演讲中，介绍他如何与电视观众逐一讨论了从UFO到百慕大三角洲、从冯·丹尼肯《众神的战车》的诡计到传说中的阿特兰提斯岛遗失陆地等问题，从而曝光了社会流行的骗局。他揭示了过去30年间发生在各个名声显赫的“智库”实验室中发生的真实情况，指出经检验，那些好像是真的发生了的奇迹，不过是一系列简单的魔术师哄骗的手法。由此开始了全世界传讹的不幸，一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反响。这个独特而富有煽情的演讲，不仅具有教育性，还有高度的娱乐性。它让所有受过教育和具有社会背景的人都兴奋起来，并提供一个理性的角度，考察表面上的超常现象以及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解释的事情。兰迪指出，一个“政治上的告诫”态度是如何蒙蔽那些本应具有头脑的科学家，事实上，科学家对甄别骗局并不精通，当奖赏特别吸引人的时候，他们经常受控而被愚弄。然而10年来，他设立的悬赏特异人的10万美元却无人领赏!
探索中心高级研究员乔·尼克尔（Joe Nickell）是全职、专业的调查员，他发表了“调查胜于揭露”的演讲。乔·尼克尔博士主要针对历史上的、超常的现象和受争议的神秘事件、神话与骗局进行调查。他是《怀疑的探索者》杂志“调查档案”撰稿人，质疑不寻常档案的检查者，专门调查文献和民间传说的学术专家。编写了24本书，包括《笔、墨水和证据》《检测伪造品》《超常现象调查冒险记》《基督的遗物》《穿插表演的秘密》。在演讲中指出：以既不是真理信仰者也不是自认的“揭露者”（不计后果地宣布揭露事实）的身份，来探查超自然声称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道德问题。真理信仰者与自认的“揭露者”两者都是以独断的答案开始，然后再工作，他们寻找的事实似乎支持他们预先的确信。然而，我们应该“调查”，去发现最好的证据，并追踪它到真诚追求真理的地方。经验告诫我们许多神秘——诸如老屋里鬼的脚步声或是出没的湖怪蜿蜒运动——结果是视觉偏差。另外的其他现象可能要么是骗局，要么是有趣的科学解释。在所有情况中，真诚的人（与愚弄者和欺诈高手相反）不应该被嘲笑，相反，他们应该受到赞誉，并且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科学与理性答案。简言之，我提倡人文主义的调查（我定义的人文主义者是一个“有感情的无神论者”）。这样，我们最有可能发现真理，并在积极的考虑中提出我们的使命——调查十分神秘的潜科学。
英国赫特福德郡大学公众理解心理学教授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做了“调查不可能事件”的演讲。理查德·怀斯曼博士，在骗术、情绪、运气和超常现象等心理研究方面享有国际声誉。他是一位热情的科学倡导者，因在媒体频露而被周知，100多万观众都参与过他的群众参与实验。他写作了《运气因素》——一本探索幸运人的人生与心智的畅销书，另一本《离奇古怪学》——探索日常生活奇妙的科学。20多年来，他在超常现象的神秘世界中深入钻研，对不可能的事件进行了调查，从而备受瞩目与争议。在这次演讲中，怀斯曼放映了某些有趣历险的纪录片以及做节目时的障眼法技巧，介绍了一系列看起来超常的现象——包括火上行走、幸运、遇鬼等，并介绍了对它们进行的科学观察。结果发现，事实上是人的视觉误差引发的想像，还有一些魔术与技巧。但无论这样的现象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全部为奇怪内容的诱惑所吸引。他指出人们之所以有非理智地行动，其实都不为怪，有时是正常合理的（即符合人的心理）。
无论如何，世界的科学家与人文思想者已经正视和分析了现代世界非理性增长的原因，以及应该采取的态度与行动。这对我们认识国际学界的关注焦点和发展动向有很大的帮助，对他们捍卫科学的态度有所了解。
四、科学理性与世俗人文主义的呼唤
基于上面的情况介绍，全世界的怀疑论者和世俗人文主义者该如何行动呢? 这次会议主席、国际探索中心总裁、怀疑论运动与世俗人文主义运动之父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以激动人心的演讲，描绘了一幅他关于全球人类走向幸福的画卷，呼唤科学理性和世俗人文主义的发展。
他在“探索中心理念诠释”演讲中指出：“从理论上，现在人类已掌握了一套关于知识的探索方法、自由思考、怀疑主义、理性主义、科学方法；通过对宇宙、地球、人类的探索，人类发现了宇宙在不断扩展；唯物主义、自然主义、进化论的理论，使人们拥有了人类是自然种类的一部分、没有心身二元论的观念。从演绎的证明、归纳的证据、实用主义（或功能主义，强调实际效用和目的）和来自启示与神秘主义的争论等角度，实现了对宗教的批判，人类文明也从有神论、怀疑论、不可知论、无神论中走向了新无神论、新的全球人文主义。从实践上，政治上实行了民主，在国家与社会上实现了政教分离的世俗人文主义价值观。”
“全球社会正处在一个危急的交叉口，因为它面对严峻的问题（经济上的和环境上的），这些问题不可能由世界个别地区单独来解决，而只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探索中心致力于使用科学与理性来面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发展一套通用的伦理价值和原则，赢得世界支持并超越民族、国家、种族和以往宗教范围的话，那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我们基于科学的怀疑论对宗教信仰和超常现象的批评已众所周知。我们为此供应了从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抽取出来的积极原则，除此之外，我们不会有重要影响。”
“新人文主义者的伦理包括快乐主义、自我实现、生机勃勃的幸福和包括美德、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良好意愿的普遍道德准则。追求幸福的行动智慧（Fupraxsophy）、生机勃勃（exuberance）、执着和全身心投入（empathy）的三‘E’原则和勇气（Courage）、认知（Cognition）、关心（Caring）三‘C’原则是人文主义的价值取向。”
库尔茨指出：全球伦理就是尊重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它超越种族、信条、种族划分和国家划分，实行道德关怀伦理原则：以我们的行动，减轻人的痛苦与悲伤，增加人类利益与快乐的总量，并提供这样做的可能性。库尔茨指出：人类是个整体，一个公平的道德理性必须应用到地球上的全体人类，我们必须关注捍卫任何地方的人权。我们对后代负有重要责任，因此我们必须关心人种的未来，包括仍有后代的一代代的人们和他们仍将继承的全球环境。我们不应该做任何危及人种和他们幸存环境的事情。我们应该理性地使用我们所需的东西，避免浪费不可再生资源。他号召：“全球携起手来，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这是一个“世界大同”的理想与信念，但是真正做到“世界大同”，还需要各个国家和民族彼此尊重，“和而不同”。不仅要尊重人权，还要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信仰，尊重不同的价值取向，避免世界主义的唯一标准强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选择。只有让全球人类认识到有利于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和谐之道，才可能创造共同和谐的未来。
这次会议让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不远万里、跨山越洋走到一起，以“科学、公共政策与全球社会”为主题，表明它讨论了全球与时代的话题，展现了CFI现在研究的基本框架。它开启了一场全球社会弘扬科学理性精神的新阶段，为我们学界的研究和科普宣传打开了一扇借鉴的门窗。它凭借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发出了科学理性和世俗人文主义理想声音，反映了演讲者和与会者对全球人类与未来的殷殷关切，表现出了对人类未来崇高的责任意识。这应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与道德，在本质上，它与我们的以人为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发展观有共通之处。
对世界的科学探索前沿动态和全球关注焦点的了解，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国际潮流，那就是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来探求解决当下国际面临的部分问题，以科学为人类造福。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和呼吁在科普工作中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合，实现科学与人文融合提供了一个新内容和新视角。会议强调的科学理性在于对超常现象问题上使用科学调查的方法，值得我们在科普教育中学习和借鉴，至少通过一个个案例巧妙的揭示，介绍他们的调查方法，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骗子能够成功的关键在哪里等等，从而提高他们应对各种超自然声称的能力。
作者简介：孙倩，中国科协干部
本文责编：申振钰
（《科学与无神论》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