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深入阐发和领会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加强治国理政、“治边稳藏”的理论建设，掌握思想理论的制高点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一、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曾经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建国以来毛泽东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特点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毛泽东在谈到甘孜民主改革和平乱问题时指出：“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战争的那一方面即叛乱的头子认为是民族斗争性质的。他们用‘保卫民族和宗教’欺骗了一部分群众，这个战争带有群众性。打是不得已的，现在又要停下来，就是要争取群众，解决这个群众性的问题，把民族和宗教的旗帜从他们手里拿过来。”① 1970年12月，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就不能组成民族。”②
这些重要判断对认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毛泽东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历来是以阶级分而不以民族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首恶。
1980年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纠正“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为突破口，对于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在实践中一度又发生了不谈阶级分析的另一种偏差。这不仅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对达赖集团分裂主义集团的定性也一度模糊。
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西藏反分裂斗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针。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我们同达赖集团和支持他们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斗争性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在加强党的建设中，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认识达赖集团是代表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重要理论创新是提出了西藏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指出尤其是拉萨“3·14”事件再次证明，达赖集团是代表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受国际敌对势力支持和利用、破坏西藏发展稳定、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分析“后达赖时期”的流亡藏独集团，可以说它是农奴主阶级残余势力和西方豢养的政治代理人的混合体。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汲取历史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不能重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也不能否认事实上仍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对达赖集团的斗争，就必须坚持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离开了阶级分析、阶级观点，强化民族因素、宗教因素，就会模糊对与达赖集团分裂活动斗争的性质和实质的认识，就会削弱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但是，阶级分析的观点现在只适用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但并不适用于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由于民族、宗教差异形成纠纷、摩擦、矛盾增多的社会现象。在全社会，还需要能够超越民族差异、宗教差异，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价值观。
二、国际比较：“变动中的碎片化格局”
有学者提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特点是“碎片化”。什么是“碎片化”？“碎片化”，英文为frage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成为对现代社会传播语境（如微博、微信等）的一种形象化描述，以及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多元分化的形象化说法。现在，有学者用它来描述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现实。相对于冷战时期，美苏争霸，两大阵营，呈现出的“板块化”的格局。冷战结束后，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板块”成为“碎片”。①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碎片化”，不是原来对峙双方同时成为“碎片”，而是一方成为了“碎片”，另一方，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仍然是一个“板块”，北约东扩标志着这个体现了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主义政治原则的板块还在趁势扩大自己的地盘。
“碎片化”表现突出的代表性地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边缘地带），一个是东欧的“碎片化”（前苏联解体后其沙文主义霸权的边缘地带）。两个边缘地区“碎片化”的成因各有不同，但也有一些规律性可寻。其国内原因是迅速资本化的官僚体系一方面分裂成互相竞争的利益团体，另一方面，也丧失了对于国内人民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面对这种“变动中的碎片化格局”，以美国为代表的“以个人主义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并没有提出解决之道，也“不能承载所必需的共同体想象。”因此，一方面是美国作为全球传统意义上的权力中心的地位正在下降，另一方面“碎片化”也是无中心的。由此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真空，使包括民粹主义、宗教极端思想等意识形态，以反霸权主义的姿态，重新浮现出来。
这些动向对中国也有影响。随着宗教极端思想的蔓延，选择世俗化发展方向的新疆维吾尔族社会的穆斯林传统形态受到影响，宗教保守主义是滋生极端思想的温床。在西藏，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继续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影响西藏和四省藏区的稳定。
两个“碎片化”地带出现的深刻教训，是一面镜子。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方面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差距拉大、利益集团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问题的话语权。跨民族之间的政治认同需要一个共同价值观的支持。美国和西方没有提供这样的思想理论武器。
三、现实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重构政治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提供了新的机遇
共同的价值观，是跨民族政治认同的新的意识形态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应运而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果抛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用“零敲碎打”的方式，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既不能高屋建瓴，难以占领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也不能提纲挈领，有效地阐明问题的实质，更不能高瞻远瞩，阐明未来的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所谓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就是“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 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重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说它是机遇，第一是因为它超越了民族、宗教的差异，提炼出了体现一致性、共同性的“最大公约数”，既是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也是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第二是因为它由中央提出的，各地各单位、各行各业都要贯彻执行，这就形成了全社会协调、联动的氛围和“气场”。这对于做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涉藏工作，做好民族、宗教工作，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中央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② 当前，在边疆民族地区，在民族宗教工作中，贯彻和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要抓住影响形成全社会共同价值认同的突出问题，明确价值导向。既要“管肚子”，也要“管脑子”。“加强社会思潮动态分析，强化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正面引导，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思想共识。”③
结合自己的研究，谈两点体会:
1. 关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四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即要把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在这四条中，对于其他三条，大家都赞成，对于“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条，有一些不同认识和看法。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重申：“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际上，在这“三交”中，对交往交流，也没有不同意见，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静止的存在于社会，必然要和其他民族发生联系，有交往、有交流，但是对于“交融”这一提法，存在一些分歧和议论。
误解和担心，主要有三点：（1）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民族融合”，只有“民族同化”，而且是“强制同化”。但这并不符合中国各民族长期交往的历史。（2）把“民族融合”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完成”，误读为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开始进行”。认为既然民族融合是“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完成的过程”，那么现在提出来，没有必要。（3）担心“民族融合”会使少数民族消失。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民族融合的最终实现，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拥有的人们共同体。
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乃至相互融合是自民族产生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现象。关于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势，列宁曾经有过著名的论述。他强调民族的觉醒和民族壁垒的打破，“这两个趋势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④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同一切帮助消灭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东西 。”②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存在两个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各民族自身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各民族社会主义一致性的逐渐增加。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各民族个性的发展和共性的增多这两个方面的趋势，都是客观存在的趋势。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使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全面发展，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团结和民族繁荣，二者不可分离，互相促进。各民族只有充分发展繁荣了，才会逐步走向更为充分的交往交流交融。
2. 关于反对宗教极端思想
反对宗教极端思想既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宗教极端主义从极端思想发展到暴力恐怖活动，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严重的暴恐事件、自焚事件，已经触犯了法律，其性质已经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严重的违法犯罪问题。因此，习近平同志指出：暴力恐怖活动，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这个定性，有利于从政治上、法律上把宗教极端思想与特定的民族、宗教区分开来，以最广泛地团结各民族各宗教爱国力量，形成反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但是，宗教极端思想所灌输的思想观念、所举的旗帜，甚至行事的名义无不打着宗教的旗号。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宗教极端思想的违法犯罪活动与宗教的质的区别，也要看到宗教极端思想与宗教“剪不断”的联系。否则，既不能分清是非，也不能使宗教界认清宗教极端思想对宗教自身的危害和宗教界理应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宗教界爱国人士和信教群众已经从宗教极端思想违法犯罪的铁的事实和血的教训中，认清了宗教极端思想不仅违背国法国策，也违背了教义教规；不仅损害国家社会，也损害了宗教自身的利益、秩序和形象；既祸国，也害教。
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把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重新概括为：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已经明确地把遏制极端纳入了宗教工作的范围和职责。反对宗教极端思想，才能维护正常的宗教秩序，使宗教观念和活动不偏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向。
我们必须有与宗教极端思想长期作战的深刻认识和充分准备。美国曾在这方面发生过严重失误。例如，在美苏两强争霸格局下，美国一度把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和塔利班视为重要伙伴，养痈遗患；长达10年的反恐战争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进一步促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美国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也提不出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理论武器。
反对宗教极端思想，必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高度自觉，坚持不懈。要宽严有度，刚柔并济。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和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极端思想，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开展宗教思想建设，依法严惩违法犯罪活动。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筑西藏和四省藏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定占领宣传、文化、教育阵地。树立“两观”：祖国观、民族观；提高“三个意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紧密联系涉藏工作实际，加强“治边稳藏”理论建设，加强问题研究、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为促进西藏和四省藏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精神力量。
作者简介：朱晓明，中国藏学研究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西藏发展平台主任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