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题
（一）话语权是什么？
“话语权”是个外来词。由于“权”既可以是“权利”（right），也可以是“权力”（power），所以discourse right（说话的权利）和discourse power或control power（说话的权力）都可以简单地译作“话语权”。在近代社会，前者是私权；后者是公权，在某些场合特别是在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场合则是霸权。具体地说，前者既是公民人身权的一部分（使用口腔和声带发出声音的权利）和针对私人（本人和他人）事务的言论权（自由）， 又特指公民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一种表达权或参与权），两者都受宪法的保护。“话语权”还是the right to speak的汉译。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特指公民在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传播思想观点的自由，其施行者（即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有组织的团体或群体，其所用符号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如着异装、拉横幅或时下比较时髦的种种行为艺术）。后者是执法权（执行政策权）、裁定权或管理权的一项内容。它以受众的存在为前提，体现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一般地说，国家机关及其衍生物包括形形色色的传媒机构）所使用的权力是公民个人基于利益的权衡由信任（尽管在具体个体上并不总表现如此）而出让对自身一定行动的控制权所形成的外部管理约束机制，也就是说公民个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他人掌控的一种社会行为。其中的话语权力就是受众出于对个体自己或整个社会发展的形势考虑，将自身的一部分利益交由它们来间接控制（尽管有时候是非自愿的），而这种控制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可能是全方位的。在这个意义上，话语权力是指任何一种信息传播主体潜在的现实影响力。“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1）前一种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
（二）当代文化语境是什么?
首先来看“语境”。语境这个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把语境区分为两类，一是“情景语境”，一是“文化语境”。前者是狭义的，又称“语言性语境”，后者是广义的，又称“非语言性语境”。语言性语境指的是人际交往过程中表达某种特定意义的那个话语结构所依赖的言辞环境（书面语中的上下文或口语中的前言后语）；非语言性语境指的是该话语结构所依赖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话题，当事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文化背景、交往目的、交往方式、交往内容所涉及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话语结构同时出现的非语言符号（如姿势、手势）等。
再来看“文化”。它取自《周礼》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来做英文culture的对译。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是“以文教化”（2），近代以来才基本上袭用了英文culture的释义。《现代汉语词典》列举了它的3个义项：“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英国社会学家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是：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3）《剑桥百科全书》从社会学角度给出的定义是：“指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其内容包含后天逐代相传的行为模式及思想，诸如群体的信仰、价值观、语言、政体、经济活动以及器具、技术和艺术形式。”由于culture源于拉丁文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内涵有对人的某种行为的描述，故本文依《剑桥百科全书》的定义。
“文化语境”（culture surroundings或cultural linguistic context或cultural context）也是个外来词，指与言语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总和，包括语言系统本身和与之相关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状况等。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习俗，指公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是一个社会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约定俗成的集体习惯，对属于该集体的成员具有规范性和约束性；二是社会规范，指一个社会对言语交际活动作出的各种规定和限制。
在本文的论域内，“当代文化语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部分在最近一个世纪之交开始形成并延续至今的文化语境，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4）的总体文化氛围，包括时代精神、知识范型、表现形态、价值体系等。这种氛围总是产生一种特殊需要或压力，规定着一般话语的角色。它至少具有如下特点：
1、从中国社会的几千年的话语实践来看，作为概念的国家和社会两者可以互换，社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社会。结果是“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混融”。（5）其表现形式是国家的代表符号“君”与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族）的代表符号“父”的完全合一（6），而父母对子女的支配加包揽的习俗正是国家高度统一的政治制度的延伸。随着对“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建国理念的重新强调，尽管执政党通过社会管理机制的修复和可控型上层建筑的强化，在改革中加固了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并且针对已经形成惯性运作的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导致市场经济逻辑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渗透和影响的时代潮流及时以立法、修法和调整政策作出回应，“还权于民”仍然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结果之一是“君”的对立面——“民”和“父”的对立面——“子”的话语权利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增加，其标志是2003年“人权”作为法律概念的入宪。“以改革创新为核心”，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以“民主法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过执政党的全力提倡，已经成为新的时代精神。
2、“当代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变为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7）音像取代文字、视听取代阅读、影视取代书籍成为公众审美和文艺娱乐的主要活动方式和欣赏对象。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文化正在向以形象为中心的文化转变。电视和宽带以及可视电话和移动电话向每个平民家庭和个人的普及，使人们在二度平面上展现四维（空间之三维与时间之一维）形象从而完整地观察事物运动的过程成为现实。受众在同一瞬间接受的信息远比阅读和观赏纸质印刷品或抄本更为丰富，特别是纸质印刷品或抄本无法详尽地描绘的场景都能在显示屏上一览无余。无论叙事、描绘或说明，动感的镜像画面都比静态图文更为直观、细致、准确和生动。这种全新的知识范型已经被相当多中国人接受并将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
3、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同时展开的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大片乡村迅速变成了新兴城镇，纯农业经济和人口的基数大幅降低，城市的内在结构正在向现代类型转变，国民物质生活相对富足，消费欲望逐渐改变着城乡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作为这个存在的反映，消费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主导形态，其指向是对个体的世俗人生和群体的社会状态的关注。相对于过去时代的物质贫乏，它是一种进步；但它消解了崇高、求媚于庸俗，将一切文化行为和文化经验统统推入商品的洪流，使这些行为和经验所固有的意义失掉了支撑。消费文化本身具有日常文化和意识形态两种特征。一方面，它直接涉入日常生活的物质性满足，依附于享乐型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把消费对象乃至通货本身塑造成整体性的社会身份符号象征，使某些贵重商品（8）的使用价值和对通货的占有量嬗变为满足购买者或通货持有者提升自己社会等级欲望的手段，遂使其标准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质暴露无遗。
4、1990年前后的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和东欧各国发生的颜色革命瓦解了世界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对垒，同时也意味着以美国和西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模式在全球取得胜利。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环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正在大举侵入我国，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利用其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在许多城市的街头，我们都可以看到麦当劳、NBA、摇滚乐、好莱坞明星的图片和影像等等强烈刺激着人们的食欲、视觉和听觉并成为向他们灌输后殖民主义亦即新殖民主义文化逻辑和价值观的有效手段，充分体现着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权力。“某些媒体在不知不觉地为美国人制造声势”，“美国小报上的这类一见即知其伪的搞笑假新闻却频频被当成真新闻出现在中国大小报纸上，而且流传颇广”，“在某些中国媒体眼里，如今的国际新闻就是美联社怎么说，路透社怎么说，就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怎么说。”（9）经济、技术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总体控制趋于疏离，其话语权力的唯一性已被解构，代之而起的是文化的多元性，与这种多元性相辅相成的是互联网的普及使知识资源趋于共享发展并赋予每个公民以个人叙事的广阔空间。于是我们的传统价值体系正在消解，而适合于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价值体系尚待形成。面对情人节、圣诞节之类美国式节日的盛大流行，国务院顺应民众意愿规定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为新增加的公众假日，便是执政党企图强化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有生命力的部分并维持它的主流地位的一个典型。而反映在公民个体的精神层面上，“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10）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媒体形容它常用的一个新字眼是“道德滑坡”（11）。此说虽有以偏概全、避重就轻之嫌，却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判断而
进入了中国现代史。
（三）无神论（12）是什么?
所谓“神”是对超自然（即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被赋予人格（包括意志、思维能力和足以影响自然事物的行为能力）或不具备人格却具有永恒性的某种存在的形象化描述。无神论不承认这种存在，因此它是一种世界观。持这种世界观的人被称做无神论者。
无神论者有两类：一类是“弱无神论（或隐无神论implicite atheism）”者，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证据表明神存在，因此不承认神的存在。另一类是“强无神论（或显无神论explicite atheism）”者，他们不仅不承认神的存在，而且断定神不存在。一般所谓无神论指的是“强”无神论。弱无神论者对神的存在的否认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现在没有证据不等于永远拿不出证据，或者把神是否存在当成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这样他们就成了“疑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在我国古代，主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13）和“敬鬼神而远之”（14）的孔夫子就是一个弱无神论者，以“儒生”自居的包括王充（15）、范缜（16）在内的大多数传统文人因此也都是弱无神论者，正是因为这个先天的缺陷，近些年来才有人把成体系的儒学判为宗教意义上而非教育意义上的“儒教”，即把一种支配了世世代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世界观归结为有神论；而托名为老子的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7）的《道德经》作者则是强无神论者，不过与前者异曲同工的是他本人后来却被神化成了道教的始祖。受长期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的影响，加上党和国家长期坚持无神论的宣传，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不明确表示自己持有神论立场的中国公民多数是弱无神论者，只有少数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可以排入无神论者的行列。在理论上，唯物主义者同时是无神论者。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无神论是内含于唯物主义的，它坚持认为神不在人类能够感知的客观实在当中。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乃至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一般说来都应该是无神论者即强无神论者，虽然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
今天人们所说的无神论对应的是完全否定任何超自然的存在（例如灵魂，但又不仅仅是灵魂）的观念体系。需要指出，在我国的某些场合，“无神论者”在统计学意义上成了“不信仰宗教者”的同义词，这个界定是完全错误的。这里涉及“信仰”概念。信仰，又作仰信。信心瞻仰之意。信，信奉。仰，仰慕。“信仰”概念源自佛教译经者对梵语sraddha的汉译（18），同为sraddha汉译的另有“信”、“信解”二词。可见“信仰”的本来含义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甚至无视反面的证据）就完全地、确定地相信某件事为真（19），本质上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与唯物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在世界观上把一切宗教都划入唯心主义阵营，正是因为它们或者断定万物都是神创的，或者断定万物都是虚幻的，却又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不幸的是多年来我们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把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们所坚持的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政治信念（20）（其世界观的立足点是唯物论即无神论）也表述为“信仰”，以致混淆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21）。共产主义作为工人阶级运动的终极目标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曾经明确反对“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认为这只能是为神效劳（22）。当他的挚友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去世时，他对逝者的评价是“怀着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信念度过自己的一生，而且怀着这个信念与世长辞。”（23）他还批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某些人，在他们那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女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24）。毫无疑义，对于共产主义者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根本不需要诉诸“信仰”来维持对既定目标的遵循。如果某个目标和它所依托的某种形态的理论不被曾经为之奋斗的人们认可，就只能断定它们由于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而不是真理，或者人们从自身实践中得到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它们作为真理已经占据的思想高度，需要当事人继续努力。一个人在自己选定的用作思想指导的理论上的迷茫是他对其宗旨的认识既无能也无效的表现，于是为了在表面上坚持该理论，他就不得不在自己的头脑里腾出“信仰”存在的空间，即抛弃对认定它是真理所必需的证明过程（实践的和逻辑的）。许多实践的共产主义者往往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产主义理论（25）和它的先知先觉者持有宗教徒般的虔诚（26），从而在他们的群体里为本质上是造神运动的个人崇拜盛行提供了可能。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相当惨痛的。
正是在把无神论当成一种“信仰”从而把它同唯物主义切割的基础上，产生了两种似是而非的“无神论”：一是所谓“佛教无神论（Buddhism atheism）”，它区别于“唯物无神论（materialism atheism）”：“佛教是无神论，它否定神我与灵魂的存在；但它又不是唯物主义，它主张万法唯心。”（27）二是所谓“为了上帝的无神论（Atheismus um Gottes willen）”：“为了自己的无神论认识不到上帝，因为他将自己视为上帝。但为了上帝的无神论则摧毁了一切人们在幻想中将之等同于上帝的图像、传统和宗教感，这全然是为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上帝的不可言说的活力。这种无神论乃是一种否定神学。”（28）可见，不讲唯物主义，无神论作为世界观就没有根基了。
还有一种不把无神论当成“信仰”却同样似是而非的“无神论”是被这样表述的：“一种是无信仰的无神论者，他们不信宗教，但也没有其他信仰和理想。这里面还可分成两种人：一种人只顾眼前的生活，得过且过，按照冯友兰先生的‘境界说’，他们活在‘自然境界’里；另一种人有追求，但只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不顾及他人和社会，他们生活在‘功利境界’里。没有任何崇高信仰的人，便往往会只信钱，成为金钱拜物教徒。无神论者如果同时又是无信仰者是可悲的，他缺少人生的精神方向，心灵没有安顿处；这样的无神论者多了，对社会没有好处，因为没有信仰便难以有道德自律，社会道德容易受到破坏，这种无神论者也不会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29）这段文字把分别属于世界观（无神论）和价值观（道德）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强拉在一起，既美化了宗教，又讥讽并且误判了当下为数不少的不信仰宗教的那部分中国公民，是相当不负责任的。信仰或许有崇高和低下之分，“信钱”就可以归入“低下”一类。一个人既然“信钱”，而且是“金钱拜物教徒”，就该算是有信仰了，怎么可以硬说他是“无信仰的无神论者”呢？再说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无神论绝对是一种理性认识。这种认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由人类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得到的感性认识升华而来的。所谓“只顾眼前的生活，得过且过”的人，他们的知识只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这是冯友兰“自然境界”说的本来含义）。孔夫子早就有过“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30）的慨叹，这里的“谅”，指的就是接近于原始人的认识水平的那种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说“匹夫匹妇”脑子里缺乏“神”的概念是可以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说，他们还没有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还没有取得“人”格，所以他们虽然一定会有拜神的行为，却不会有关于“神是什么”的系统思考；说他们已经具有“无神论”的观念则根本不通。当代“活在‘自然境界’”的人的精神状态与“匹夫匹妇”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没有人格，而是缺乏对于人格的自觉，把他们说成“无神论者”，完全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奸。从另一个角度看，建国近60年来，尽管还不能断定完全扫除了文盲，国民教育已经基本普及这个事实应该没有争议。当下健在的总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曾经在脖子上系过红领巾，也就是说受过无神论的启蒙教育。至于无神论是否在他们的心中形成了确定的观念，则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一些人长大以后成了宗教信徒（有些世袭宗教家庭的少年儿童也参加过少先队或者现在还是少先队员）；还有一些人或许正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苦苦挣扎（31），“只顾眼前的生活，得过且过”用来评价他们的精神状态尽管显得相当冷酷，却还算到位。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党和国家面向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无神论终身教育还有很多空白，同时这种教育要想见效就必须用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即把它融入整个国家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之中。用师爷的口气居高临下对他们说三道四是很不人道的。不能不指出的是：在党中央破天荒地明确肯定广大信仰宗教的公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的大背景下，我们的专家居然要在无神论者（他们同样是共和国的公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的队伍中揪出若干“不会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的成分，笔者不禁要问：如此妖魔化无神论，您的心里还有它的位置吗？
二、无神论的话语权力和它的实际使用
（一）历史的回顾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和1949年在其领导下建国伊始，就牢牢地掌握了无神论的话语权力。党的“一大”纲领旗帜鲜明地把宣传共产主义作为党的“首要政策”和奋斗目标，在新中国的前6年中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则把“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和“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列为“文化教育政策”的分项。建党初期“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词，“马克思主义”和“科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都有无神论的成分（32）。80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式言论和党的文件、国家法律凡涉及世界观问题的无一不坚持了无神论的立场。（33）不过也有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无神论话语权力染上了“霸权”色彩，这是“宣传无神论”被人诟病的原因之一。（3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中发（1982）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重申党的正确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基础上强调：“保障信教自由，但不应妨碍而且应当加强普及科学教育的努力，加强反迷信的宣传。”“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是党的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文件颁布7个月后经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1982年宪法在以第36条重新表述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又以第24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这3段话直到现在都是表达党和国家所掌握的无神论话语权力的经典文本。
从1981年6月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12年间，国际形势产生巨变，中国政坛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与本文主题有关的主要是两件：一是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28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要求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使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总之，使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都紧密地团结起来”，同时这个“理想建设”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因为“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全人类精神文明的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整个精神文明建设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二是经过1989年4－6月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削弱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36）。就是说，尽管党中央始终掌握着马克思主义（包括无神论）话语权力，但对它的实际使用并不到位。因此，继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几点意见》、1995年3月1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下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同年国务院印发《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1996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联合发出《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之后，1996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我们的精神动力”，要用它“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各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要十分重视民主党派的作用”，“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宣传文化事业的投入，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增加，增加幅度不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要分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重大问题上的是非界限，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及时排除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干扰，保证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为加强协调，中央成立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后来又以中发〔1999〕9号文件形式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令党中央始料未及的是，当时在社会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从而有大量的通货和闲暇时间用于强身健体、各种合法宗教蓬勃复兴的背景下，以形形色色的气功为包装、以人体特异功能为焦点的一股强大的伪科学和反科学思潮正铺天盖地而来，而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负责人却以在他们手里变了样的所谓“三不”政策（36）全面压制以何祚庥等多位著名科学家为代表的民间健康力量对之发起的反击，使党和国家本来已经很“软”的那一手愈来愈“软”，结果是邪教“法轮功”的全面泛滥直至酿成1999年“四?二五”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包围冲击中南海的严重政治事件，党和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7）
“法轮功”现象的不期而至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中共中央在1999年的一份文件中指出，我国社会情况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很快形成并与邓小平理论一同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相应的是在党的各种文件中涉及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有所改变。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教育部也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教基［1999］13号）。2001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2年4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试行)》，2002年6月2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下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04年1月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3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通知》，200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随即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2004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共中央2005年1月17日至18日在京召开了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所有这些讲话、文件和法律都贯穿了一根红线：“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38）有的还明确指出：“禁止在学校传播宗教。”（39）毋庸置疑，无神论教育是内在于“正确的世界观”教育之中的，而把“宗教”置于“正确的世界观”教育的对立面则是执政党迄今没有放弃的治国理念之一。
（二）现实的研判
在党和国家对“法轮功”现象进行反思从而紧锣密鼓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与本文论题关系最密切的是2004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党校和中国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制定并于次日联名颁发的中宣发（2004）1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和2004年12月4日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在广播电视工作中加强无神论研究和宣传的意见》。前者的目的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可以说，这个文件是党和国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对自身所掌握的无神论话语权力的集中展示：
1、重申“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在于：从正面看，有助于完成“改革发展稳定的新任务”并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从负面看，则有助于进行“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和各种伪科学、迷信（的）斗争”并应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新动向”。它完全是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和完成党的总任务服务的。
2、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有若干个着眼点，其中之一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它的方法主要是“摆事实、讲道理”和“研究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它的载体有“国民教育、传媒宣传、社科研究、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各级党校和行政院校培训”等；它的内容是“人们普遍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它的受众是全体公民而以“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为重点。
3、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要以“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为主题，其效果体现为“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和自然科学基本常识”得到“普及”，“愚昧迷信”被“破除”，受众“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宇宙观、生命观，增强辨别唯物论与唯心论、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能力”，其业余、工余、课余乃至退休以后的“体育锻炼、保健养生、饮食起居、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生命活动能够“科学合理地进行”。
4、具体到5个载体，其所承载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各有侧重。对于“国民教育和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培训”而言，鉴于“各级各类学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国民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属于法定，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必须进入课堂，“西部和边疆地区的党校、行政学院”还“要结合多民族多宗教的实际情况，适当加大对本地区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比重”；对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式是“融入”，即从这些活动的“制定、设计项目”到“组织实施”都“要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纳入其中”，使受众不仅能够“科学合理地进行”生命活动，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使自己的“精神得到充实，境界得到提高”；对于“大众传媒”而言，则需要“发挥各自优势，根据不同受众特点，认真办好科教栏目、节目和理论专栏、专题，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科学知识”，同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还要占领互联网这个“新阵地”并“积极运用影视、戏曲、图书和电子出版物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包装自己；对于“社科研究”而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要在相关学科发布的课题指南等导向性文件中设计无神论研究方面的内容，采取公开招标和特别委托相结合的方式，给予立项资助”，“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办好无神论研究机构和高校有关专业，建立和培养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神论研究工作队伍”，“开展宗教学中外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审批和备案制度”。
5、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各级党委”的“一项长期而紧迫的重要任务”。“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牢固确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觉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表率。”党政各有关部门、教学科研各有关单位和社会各有关方面，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密切配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改进和创新工作内容、形式、方法和手段，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水平。
这个文件首先报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并送至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但它只印了750份。文件发布之后基本上没有落实到基层，连参与制定文件的6个单位内部也只是走了走过场（40）。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它与正在形成中的消费社会完全脱节。不要说国家财政从来没有向5个载体投入过用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专项资金，就连文件明确要求的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项目也寥寥无几（41）。
后者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文件精神在已成为大众传媒主体的广播电视系统的具体化。其主要内容是：“各级电台、电视台已经开设的科教栏目，要着力搞好无神论和科普宣传；尚未开设科教栏目的，要积极创造条件早日开设；同时，要在日常新闻、文艺、相声小品、电视剧、电影等各类节目中，注意宣传无神论和科普知识。”“要在理论节目中系统介绍无神论思想和知识，宣传无神论思想对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广播电视科普节目要杜绝出现伪科学的内容，要确保导向正确。”
2005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署名“沈漳”的文章《加强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受限于“保密”（42），文章根本没有提及中宣发（2004）13号文件（可见它的指导作用还被锁在文件柜里）。平心而论，由于文责自负，沈文较该文件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似乎更加到位。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明确指出“有神论对某些党员干部思想的侵蚀日益严重”，“法轮功”等组织“本身就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甚至党的高级干部做骨干”，“有坐着公车到寺庙烧头香的领导干部，有靠算命先生指导工作的市委书记，有在大院里埋符咒企求升迁的县委班子，有虔信佛教以致成为腐败分子的副省长”，然而“这些揭露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同时在相当多具有共产党党籍的“学者中间‘吃教’‘媚教’现象已屡见不鲜。这些年来，所谓‘有神论有人讲’，主要是一些学者在讲；‘无神论无人讲’，也主要是一些学者不讲”。“过去，国家创办的宗教研究机构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近10年中间，以国家名义在大学、科研院所等处创办的宗教研究机构近40家。如果这些机构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无神论的立场去研究宗教，则这些机构就是宣传科学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阵地。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些研究机构中，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和无神论沾边，分不清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创办的宗教研究机构和信仰机构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种情况表现在社会上，就是为宗教评功摆好的出版物大量增加。‘宗教和科学是不矛盾的，甚至是促进科学的’，‘宗教教人行善，信了教就可做好人’，‘宗教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之类的观点，充斥于一些出版物甚至国家的媒体中。不少学者以讲宗教好话为时髦，甚至以‘文化基督徒’或者‘文化宗教徒’自居。在土木偶像面前五体投地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二是“各种宗教，为了谋取自身的发展，都不惜工本地宣传他们的教义，发展教徒”，“面对有神论如此强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攻势，事关党存在的思想基础，我们必须把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且应有一定的财力、物力对抗有神论依仗财力物力的进攻。”“资产阶级建国以后，可以向宗教妥协而不丧失其政权。共产党如果放弃无神论的宣传，就面临着被同化的危险。”“各种媒体都应像公益广告那样，有一定数量的宣传科学无神论的内容。并且不得宣传有神论或者改头换面的有神论。各种在国家名义下的宗教研究机构内，都应设立科学无神论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在新的情况下，为保证党的思想纯洁，应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任何形式的有神论，并且有义务宣传无神论。严格执行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的规定。对情况严重者应该清除出党的队伍，尤其不能让他们担任党的领导干部。”
又有3年过去了，沈文所言是否过时了呢？没有。随着各种宗教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以至“中国以往以‘政’主‘教’或靠‘政’定‘教’的局面正受到挑战、经受着考验”（43），中国已经“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44），除了党中央始终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之外，各级党政机关、公共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及其所属媒体基本上全体出让了自己手里的无神论话语权力，4年来，似乎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任何一家电台、电视台制作和播放过“系统介绍无神论思想和知识”的“理论节目”，甚至中央党校的某高级干部兼教授正式向中央要求党放弃党员应持无神论立场的建言在被冷藏了3年之后又在网络上被大肆炒作（45）。笔者不禁要问：在无神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到底怎么了？
有标志意义的是：2006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这个长达万字的文件竟没有一处提及“无神论”，连对明显是由共产党员占大多数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他们在两年前刚刚被党中央重申要“自觉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表率”）的“科学素质行动”，在“任务”和“措施”两个方面都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对此只能有两种解释：1、文件起草者认为人的“科学素质”与“正确的世界观”无关，“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应该被剔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的范围，2、文件起草者认为写入“无神论”的内容会干扰该行动计划的落实，尽管文件所要求的“加大各类媒体的科技传播力度。电视台、广播电台科技节目的播出时间，各类科普出版物的品种和发行量，综合性报纸科技专栏的数目和版面，科普网站和门户网站的科技专栏等大幅度增加”本来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主题”的“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46）。由此观之，中宣发（2004）13号文件终于沦为一纸空文就不令人吃惊了。
三、无神论的话语权利和它的实际享有
从理论上讲，依照宪法和党章，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包括他们当中的共产党员都享有无神论的话语权利，因为它是党员民主权利和公民基本权利不可缺少的成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无神论的话语权利与宣传无神论的义务是一回事，其他公民把无神论的话语权利用在传播无神论上，既可以被视为在尽一种义务——如果他服务于党政机关、媒体、国有企业或公共教育机构以及由党和国家出面办的社会团体等事业单位，也可以被当做本人的私事，例如在家庭或邻里成员中以无神论事件或无神论者为谈资。本文立足于同时是一种义务的无神论话语权利，其持有者则定位在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宣传教育5个载体有工作关系的群体和个人。就是说，进入本节论域的将是那些本人能够使用法定的无神论话语权利，同时其社会身份又要求他做无神论宣传的公民及其群体（47）。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和包括他们在内的数以亿计的宗教信徒不是本节要涉及的对象，但有神论话语权利的被滥用以至公然阻止无神论话语权利正常行使的种种乱象却不得不略加提及。
（一）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宣传的现状
如果说，“建国之初的50年代，学术界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宗教研究。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十多本小册子及其对宗教的基本观点，左右着当时从事无神论研究的学者。宗教研究依附于无神论研究”（48），那么现在是不是调了个个儿，无神论研究依附于宗教研究了呢？答案是肯定的。从研究机构的数量和学者们关注的程度看，两者之不成比例一如上节引文所述。更有甚者，“一些专家、学者、教授，本身并不信仰宗教，但在宗教研究中不能正确、客观评价宗教的作用，却竭力夸大宗教的善良和智慧，掩盖宗教的负面影响，为的是迎合某种社会思潮。甚至是为了从富起来的一些宗教人士口袋里掏出更多的钱”，“如今书店里的宗教书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真正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的作者和著作，比起毛泽东同志说过的‘凤毛麟角’，真的多不了多少。早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在《健全的思想》一书中就下过一个明确的结论：‘无论上帝或宗教都不过是人类想象的产物而已。’然而，在200多年后的今天，某些专家、学者、出版商，却在使劲地为宗教吹喇叭。”（49）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宗教研究正在把无神论研究踹到一边去。例如2008年7月出版的24万字的被定位为“中国第一本国家级的有关宗教情势和宗教学研究动向的皮书”（50）的《中国宗教报告（2008）》就没有提无神论，把宗教研究同无神论研究加以切割的前景显而易见。尽管如此，1999年以来无神论研究还是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除了几百部关于批判邪教“法轮功”的、介绍科学和具体学科发展史的（51）、普及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推广科学技术知识的、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中外学人的著作以及近10部专门探讨无神论研究和无神论教育的著作纷纷问世之外，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正名
一段时间以来，一群自诩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共产党员学者做的一件大事是“廓清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所谓无神论、战斗的无神论的区别”。（52）他们找出来哪些区别呢？请看：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既承接了欧洲无神论的传统，又超越了无神论”，“战斗无神论”“为反宗教的情绪所支配，满足于揭露宗教的谬误性和消极性”，“缺少理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部分地吸收了传统无神论对宗教有神论和精神麻醉作用的批判，但它在无神论史上第一次超越了反宗教的立场”，“从而终结了战斗无神论的历史”。“列宁在‘鸦片论’基础上还提出‘斗争论’：‘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宗教的敌人。’”“从现在看，唯物主义者当然不赞成宗教教义，但为什么不能与宗教徒在信仰上互相尊重，而一定要与宗教为敌呢？用无神论去取代劳动群众的宗教信仰，不仅在实践上做不到，而且在理论上也不正确，因为它违背社会主义者尊重群众信仰自由选择的权利和信仰宽容的精神。这样去做，所谓‘信仰自由’就只能名存实亡。列宁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主要使用政治批判的语言，并且一味赞美18世纪末战斗无神论的成就，把自己降低到旧唯物论的水平。其实这是一种倒退。”（53）马克思于1843年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只是“把他引向通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但“这种批判还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甚至也还没有突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达到一般唯心主义”。《导言》“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性质来看，正在从黑格尔向费尔巴哈过渡”。由此推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不是马克思主义。（54）“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误译、误读、误解”表现为“他们总是从宗教的本质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是颠倒的世界观开始作文章，大讲特讲宗教在历史上始终是剥削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格格不入的”（55）。
这些议论能站得住脚吗？难道马克思说的“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56）和列宁说的“我们现在必须遵从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议：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57）、“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58）、“当然，在18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18世纪末以来对宗教的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59）错了吗？如果这几句话还被你们承认是马克思主义，那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正是它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宗教既是“颠倒的世界观”，也“是人民的鸦片”，同时证明马克思在世界观上是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战斗的无神论的继承人。“中国共产党人从未以‘鸦片说’作为认识宗教的圭臬、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和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文件从来没有提到过‘鸦片说’。更不能说，宗教‘鸦片说’是党的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政策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宗教紧密联系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60）正是因为我国社会制度发生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并存的根本变革，党才不失时机地确认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政策导向，宗教本身的“积极因素”才空前地突显出来（其中丝毫不包含宗教所固有的有神论世界观的成分）。这难道还需要争论吗？
好在我们的年轻同志没有被“专家”们的话语权威所误导，他们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研究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有神论思想的产生、演变、本质和变化规律，从而揭示鬼神观念的虚幻不实和欺骗性。”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实践目的是对各种宗教有神论、封建迷信思想、邪教进行批判， 用辨证唯物论和自然科学材料充分揭露有神论的荒谬性，帮助人们树立起无神论的世界观，这就必然要与有神论发生矛盾和冲突，因此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具有鲜明的战斗性。”（61）
2、高举科学无神论的旗帜
1978年底成立的由中国无神论者自愿结成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无神论学会是一个以研究和宣传人文主义精神为己任的学会。它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特别是无神论世界观的研究和传播为宗旨。它研究和宣传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精神，也研究和宣传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新蒙昧主义的荒谬，唤醒人们理性的自觉。然而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它在1981年召开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以后就停止了活动。以1982年张宝胜出山为开端，严新、张香玉、张宏堡等“大师”接踵而出，使特异功能的神奇从少儿世界扩大到包括成人和少儿在内的整个社会，少年儿童的神怪气功信仰和大师崇拜变得更加偶像化。到李洪志挟“法轮功”组织超200万人之势登上邪教教主的“宝座”，把神州大地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何祚庥副理事长等学会成员不得不再度拍案而起，与“法轮功”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正是在这个当口，学会于1997年重建，实现了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联合。学会的会员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新闻、法律等各界，其专家学者联系着多个全国和地方性的学术团体，还有一批活跃在机关、学校、社区、基层的志愿者。学会每年召开年会，研究科学与无神论宣传的各种问题。学会成员在各种不同的场所、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形式，向群众宣传科学和无神论世界观，揭露伪科学和新有神论，为党中央惩治邪教“法轮功”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杜继文（62）副理事长主持了《有神论的新载体和新时代、新宗教运动》调研报告，近10名会员和有关出版社合作，编写了《解读神秘》和从党政干部到大中小学学生的系列科学无神论读本。有的会员积极参加了反邪教协会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积极参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的活动。学会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美国“对于声称超自然现象探索研究中心”，都建立了合作关系。我国也成立了“对声称超常现象探索中心”（Center for Inquiry of China），学会和它的成员们积极参加了探索中心的工作。
学会于1999年9月18日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双月刊），今已出版56期。它把传播科学无神论的主要对象定位在广大青少年和干部的层面，它的每一期封面上清晰地印着四句话：“宣传科学精神”、“开展无神论教育”、“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实施”。这个宗旨和理念一直推动着杂志高举科学无神论的旗帜，以丰富而详实的材料、生动而明白的语言、平实而说理的方式充分使用着自己的无神论话语权。2004年9月9日“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与健康地产发展国际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使已经掀起的“风水热”更加强劲，“风水是科学”的宣传，在社会上不胫而走。针对这一现象，杂志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对打着传统文化招牌传播迷信和伪科学的风潮进行了批评和学术上的澄清。诸如“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是“新有神论”、“新宗教”、“替代宗教”、“科学警察”，“反伪科学反过了头”的说法曾经风靡一时。这种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剥夺客观真理的内容、混淆真理与谬误的诡辩，是上个世纪流行于西方的反科学主义的翻版。针对这类谬论，杂志组织了“科学与人文相互融合、沟通”的讨论，摆事实，讲道理，成效显著。但对方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研究员为代表，又于2006年11月15日发起了一场名为“不要让‘伪科学’一词成为灭亡传统文化的借口”的签名活动，建议慎重使用“伪科学”一词，并恳请将“伪科学”一词剔除出《科普法》。宋正海宣称“伪科学”这个字眼被“打假斗士”当成棍子打倒了一片民间科学，制造了三起科学冤案，他要站出来，从主流科学家手中夺回话语权。“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和与之相关的两个网站以及《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是他的舆论阵地。何祚庥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说，“签名的这些学者我们都比较了解，他们大多数都是支持伪科学的。他们实际上是为假冒的科学找借口。” 杂志没有正面介入争论，学会会员涂建华在他主持的“科学无神论”专门网站上做了回应。这场已经持续了两年的争论至今还在进行中。
3、向公众推介无神论研究和宣传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展及其成就
2005年6月3日，《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召开了一个“关于无神论、宗教、邪教等问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讨论和交流了国内外无神论研究的基本情况。“视宗教自由在一切自由之上的美国，却出现了‘无宗教信仰者越来越多’的情形（见《宗教与世界》2005年第三期）。这些不信教的人，包括世俗主义者、人文主义（人本主义）者，以及怀疑论组织和无神论组织。怀疑论是无神论的同盟军，二者都有大量学术性论著问世。”（杜继文）“在美国，一些怀疑论组织的理念和工作与我们倡导的无神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美国的CSH（世俗的人文主义委员会）和CSICOP（对声称超常现象进行科学调查委员会）主席保罗·库尔兹，领导着一个探索中心CFI，鼓励以科学自然主义为基础，对科学、伪科学、医学与健康、宗教、道德、世俗主义（宗教与教育相分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有事实根据的探索，通过课题研究、公众教育、出版和社会服务，推动科学、理性、批评性思考以及在人类所企及的所有领域进行自由探索。对当前起支配作用的超常信仰和宗教系统的信仰，探索中心也有兴趣向人们提供理性的道德的选择。这与我们主张的无神论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孙倩（63））“由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信息服务系统，在无神论的主题下，可以查阅出３个世纪以来的有关无神论方面的近504条图书信息。由这些按年代排序的书目和部分简介，又可大致看出这样的趋势，即，在17～18世纪，无神论的观点或理论，主要是在有神论反对无神论的书籍中作为被动的被激烈反对的对象反映出来的。这些神学研究者批判无神论的书，显示了无神论者的言论和行为，并表明无神论已引起神学家的强烈反对。到19～20世纪，俄文、法文、英文的图书都有，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争辩慢慢地不再一边倒，渐渐出现了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辩论乃至对话，无神论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开始凸现，他们的理论贡献得以展现。无神论与有神论逐渐进入一种互相批判与竞争的状态。当时无神论的研究主要在俄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不可知论和怀疑论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词汇，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无神论研究的理论脉络以及当时的理论水平。而到目前，有神论与无神论间的争辩，就较多使用‘回应’，而少用‘反对’等词汇表述。这个特点可以从这种‘术语’变化上明显看到。现在的新书多有简介，仅仅浏览，亦可以看到很多倾向性的观点。近期出版的相关书籍表明，当代海外无神论研究仍然比较发达。除了继续与有神论有直接的争辩，范围也在扩大，不仅有佛教无神论研究，甚至讨论中还出现了‘没有上帝的基督徒’的提法等等。”（周齐（64））“在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教育是属于广义无神论，即不承认也不否定神的存在。但也有一些国家的教育体系，教授的是狭义无神论。还有少数的一些国家采用的是有神论的教育。这些国家通常是一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国际上各种世俗人文主义组织、包括无神论组织的活动十分活跃。”（习五一（65））“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国外对无神论的研究。一、对无神论历史的研究。国外对于无神论史的研究有的是近代史如专门探讨十八世纪时期法国无神论的，有探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如《英国无神论历史：从霍布斯到罗素》，也有从古希腊无神论传统一直贯穿到近代无神论的通史研究。二、通过对客观现象进行理性思考，表达无神论主张。由于西方尤其秉承了希腊的理性传统，而希腊理性传统完全不同于希伯来的宗教信仰传统，所以，当前国外一大批从哲学（宗教哲学）角度，总体进行理性思考的著作当然地成为无神论著作，因为它们排除了自然、理性之外的超自然与非理性结论。如《逻辑导论》、《怎样坦率地思考》、《怎样认识神秘现象》、《选择与偶然性：归纳逻辑导读》）等。三、无神论基础著作。深入浅出、从整体上比较概括地探讨无神论是这类著作的一般特征。这类著作一般都比较注重对无神论概念、诸种类型的探讨与阐释。由于学科、体系、思想的阐释以概念的明晰为基础，因此，对无神论概念的阐释构成无神论研究最为基础的前提。国外学者在这方面有多种著作，例如《批判上帝》、《无神论导论》、《为无神论辩护》、《无神论：反对上帝》、《信仰的衰落：从传教士到无神论者》）等，都是从学术角度进行严肃探讨的著作。从基督—犹太的一神宗教传统出发，他们一般都把无神论对西方基督—犹太一神宗教传统构成质疑、挑战的思想都广泛地称为无神论。比如，怀疑论，由于认为人不能知道上帝（神）是否存在，从而否定了西方意义下的基督—犹太传统而被称为（弱）无神论；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由于拒绝上帝为人规定法则，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不是按照上帝为人规定的、而是坚持自己给自己规定的原则进行生活，也被称为无神论者，他们也自称是无神论者。四、从有神论、基督—犹太教神学的基本范畴出发，驳斥有神论，捍卫无神论。宗教之所以有庞大数量的信仰群众，离不开神学理论支撑。如何从神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本范畴出发釜底抽薪地反对有神论，阐述无神论，构成国外无神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大体说来，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１．从宗教神学的“罪恶说”出发，为无神论辩护。人生而有罪、人世充盈着罪恶，是有神论得以立足的重要依据，国外无神论研究从这一立场出发，强有力地阐述了无神论立场。例如《罪恶问题》、《不信仰和罪恶：上帝不存在的两个论证》、《从罪恶谈起的论据》等。２．从宗教的“心灵依赖”出发，为无神论辩护。为人提供心灵—精神依赖，是神得以存在重要理由。国外无神论研究从这一立场出发，阐明了无神论一系列问题。这方面著作很多，例如《跨越信仰》、《永恒》、（《意识阐释》等。３．从“神性隐退”（Divine Hiddenness）出发，阐述无神论。这构成了无神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较为著名的论著如《神性隐退》、《神性隐退与人类理性》。”（66）（王珍（67））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令人瞩目的是，国外无神论研究，很多是严肃的、沉思式的学术著作，但并不完全是书斋里的学问。它的一些成果正逐步走向大众，为大众所接受。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每期一小时、连续三期播出了以无神论为主题的《无神论简史》，很受欢迎，之后又在美国播出；这是英美在广播电视中第一次面向大众播出无神论节目，并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公开讨论“上帝不存在”问题。在他们的一些书店里人们会看到诸如《无神论者宣言》、《人文主义者宣言》等宣告性的小册子。而《上帝的幻像》、《上帝并不伟大》《宗教如何败坏了万事万物》等无神论著作则作为畅销书广为流行，两者曾一度雄居美国亚马逊书店畅销书的第一、第二位；前者出版销量超过150万册。记得18世纪法国无神论者曾感叹：无神论是一门深奥难懂的学问，为精英而设，不适合大众；显然，这种状况正在被打破，在西方它正从精英走向大众。”（68）“据统计，有超过2500万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无神论者、宗教怀疑论者、非信仰者等。他们怀疑祈祷和宗教仪式的作用，也特别反对把所纳的税款用于建立任何宗教性组织、宗教性的活动或宗教仪式。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小。”（69）相比之下，“国外无神论的研究作为学科已经比较规范、比较系统，而我们作为主张宣传无神论的国家对无神论各专门领域的研究却显得十分贫乏，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同时也说明我们对无神论的研究与认识已经迫在眉睫，否则很难与国际展开交流、对话。”（70）
4、白璧微瑕
科学无神论网站涂建华主编不愧为“战斗的无神论”者，10年来呕心沥血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在理论上似乎陷入了某些误区，因而在同有神论的辩护者论争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典型的一例是他写的《无神论道德建设面临的问题》（71）一文，其错误也在于把分别属于世界观（无神论）和价值观（道德）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拉在一起。“无神论道德”是一个无法加以界定的概念。从字面看，它对应的是“有神论道德”，而“有神论道德”是什么呢？是“有神论”性质的“道德”，抑或“有神论”形态的“道德”？无论“性质”还是“形态”，人类的道德从来都是具体的，难道古人给我们留下过纯思辩的“××论”道德的遗产吗？还是我们这一代人要给后辈留下这样的遗产呢？或许涂先生说的“有神论道德”仅仅是指“有神论信念在道德实现中的比重”，那么他就把主词和宾词的位置安反了，后者应该被表述为“道德有神论”，尽管把它作为一个概念立起来要花很大的工夫。涂先生还说“道德建设必须有一个基础”，无神论、有神论或不可知论都是这个“基础”的可选项。这又不通了。道德和3个“论”同属于上层建筑，它们的基础都是现实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党中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72），讲的就是“基础”问题。涂先生又把社会主义道德当作无神论道德的同义词，既肯定“无神论的基本内容已经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又承认“无神论道德建设很不完善，有些具体的道德观念甚至还不如有神论道德观”，理论上无法自洽。涂先生所谓“无神论代表主流意识形态”也是很不严谨的，无神论充其量只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构件，即在我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而所谓“无神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更是远离了马克思主义。该文主要是为了同《长江日报》2004年4月22日发表的干朝端的论文《从犯罪学的视角看有神论》商榷而写，针对的是该文“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宗教及（其）对宗教的信仰可以抑制犯罪的发生”，因此，“从政治角度来衡量，对无神论宣传”要进行“谦抑”。实际上，无神论宣传的仅仅是一种世界观，而在“可以抑制犯罪的发生”语境里的“宗教及（其）对宗教的信仰”绝不是指它的有神论世界观。涂先生和干氏都把“无神论”的内涵扩大化了。下面引用一位民间有识之士的论断供涂先生参考：
“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所以提出，它要回答的问题并非社会教化（社会学）问题，而是宇宙的本质（物理学）的问题。对事实的如实鉴定无需对伦理道德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