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迷信也是一种世俗迷信，它无处不在，西方基督教区的大楼找不到13楼，南部沿海城市的高楼也许没有4楼，因为这是忌讳的数字。在台北市，没有第八路车，因为国民党对"八路"心怀芥蒂。而相反的情况是，在中南有些地方却喜欢"13"和"4"。因为"13"是哆咪（多钱），多赚钱就是"123"。"4"是"四季发财"之意，而且"4"在乐谱中正是"发"。中国的许多禁忌，都与汉语谐音有关，假如在某些具体的事件上，有人利用了谐音的特点，比如不怀善意地为结婚者送伞（散），为生日者送钟（终），则这种对于恶意的反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类事情的在意也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其中蕴含有科学道理。
禁忌的产生与人类启蒙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语言和思维能力不强有关。原始人在一系列无法抵御的自然现象和事物面前，本能地产生恐惧心理和逃避行为，并因此产生记忆，经过多次记忆和印象的重复强化为观念。比如说外去打猎时，碰见一妇女小便，结果没有获得猎物，这样的事情遇到过两次，或者三次，于是妇女小便与打猎两件事之间就有了某种关联，进而成为禁忌。广西壮族的男子外出做生意途中，若遇见妇女小便，要立即返回家中，以免晦气冲撞，人财两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过去视为禁忌的人首当共冲的是妇女。
英国著名民俗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例举的不洁者有经期妇女、孕妇、产妇、寡妇、鳏夫、杀人者、大小便后不净手者、带孝者和接触过尸体者，其中也以对妇女的禁忌为多。这种状况反映了自父系社会以来的妇女地位低下的实际。当然，说句开心话，这也有好处，因为回避是对被回避者的保护，假如壮族男子在生意途中看见妇女小便不是迅速离去，而是冲上去的话，那后果才叫糟糕。也许，人们对特殊生理期妇女的禁忌正好暗含了她们需要保护的机理。但是，各种禁忌不管原初 的发始是如何具有统计学依据，至今仍然昭示着某种合理的寓意，但它在理性上是非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