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一、库尔茨直击反科学思潮
      自20世纪上半叶始，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反科学反正统的文化传统。当16世纪科学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类由于把科学的思维方法应用于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而欢呼雀跃，科学可以缓解痛苦、增进人类健康，提高了人类生活质量，得到大量实惠时，却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美国人文主义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杜威指出，人类由于把科学的思维方法应用于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而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但是今天，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库尔茨用大量的事实说明科学面临巨大的攻击和挑战。库尔茨认为，这一时期，伪科学、反科学、超自然信仰的潮流以及美国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的复苏与增长，在美国乃至全世界明显高涨。影片《侏罗纪公园》导演施皮尔伯格，认为科学是“侵略性的”和“危险的”。一种灵异的、神秘的、精神的领域，危机着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反科学思潮的出现来源于二战后对核技术、生物、化工和医药的担忧和恐惧，以及东方神秘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宗教的复苏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等。作为杰出的哲学家，库尔茨看到，对科学地位的公开抨击不仅在社会领域，而且在哲学领域中也愈演愈烈。这种公开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来自从美国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库恩(T.Kuhn)到费耶阿本德(P.K Feyerabend)等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他们主张不存在什么像科学方法那样的事物，科学知识是相对于社会文化风俗惯例的，范式转换是由超理性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认为存在检验科学的客观方法这一早期观念是错误的；第二个批评，来自海德格尔(Heidegger，Martin)的信徒和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对科学认识论的抨击。他们认为，科学不过是许多系统中的一个虚构系统或一个叙事系统。通过解构科学语言，发现科学不存在什么真实的客观标准。库尔茨认为，否定真理的客观性，不承认存在着检验见解的可靠标准和客观性的判据，怎么解释已经存在的大量科学知识?事实上，科学发现证明，现实世界里，逃不过接受实验结果的检验。这个结果，已经不是社会文化风俗惯例所能涵盖的，也超出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框架。当然，他们声言的科学技术正在使人非人化；科学的受权力机构、官僚和国家的支配，特别是政治、外交、战争的需要，使科学客观的、中立的权利，受到损害。这一陈述，无疑是有它正确的方面。的确，科学相对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起作用。这恰是人在使用科学技术时，对客观性所选择的主观性所致。它与对真理不存在可作为依据的声言，完全不是一回事。库尔茨进一步指出，反科学的后现代主义，反对16、17世纪产生的唯理论者对科学的阐释，或许还有些道理，因为科学理论的不断成长和修正表明，在科学内部“探求绝对的确定性”或寻求“终极的第一原理”是错误的。但是，他们抛弃整个现代科学事业，抛弃认识自然和人类生活的科学方法，实在是走的太远了。事实上，科学发展的现实，已经充分地证明，科学方法运用的成功和正确。库尔茨指出，它的成功和正确是由以下特征表明的：“第一，科学预先假定存在客观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检验可靠的知识；第二，这意味着可以建立假说和理论，并通过有关的证据、合理一致的判据，及它们预言的实验结果，来确立这些假说和理论；第三，现代科学家发现，数学定量化是建立理论的有力工具；第四，在我们与可被发现的自然之相互作用中，存在着因果规律和因果关系；第五，虽然知识可能不是普遍的，但在知识超出纯主观的或文化的相对性并植根于探索者主观间和文化间的共同体的意义上，它是普遍的；第六，从科学的演进性和可否证性，可见其难以达到绝对或终极的陈述，科学是尝试性和可能性的，科学探索必须容许不同的解释和争鸣。因而以前的理论可以受到挑战和修正。选择性和建设性的怀疑是科学观中的基本要素；第七，在于认同这样的事实：科学研究的对象，其可能的原因的知识可以被应用，强有力的技术发明可以被作出，这些都对人类大有益处。”
      然而，后现代的批评家们，对在拓展知识领域中起到巨大作用的科学方法，进行猛烈的攻击。这一攻击给神秘主义、超自然现象、伪科学、反科学的泛滥、非理性主义的流行，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自上世纪30年代始，新时代和后现代思潮猛烈增长，其表现有两种形式：一是反科学思潮的增长；二是神秘主义、超自然现象、伪科学的泛滥。其实，这两股力量是同宗同源。都源于能带来“新的世界观”、“后现代科学”，掀起新“科学革命”的“新时代运动”和“后现代主义”。其目的就是要否定近现代科学成果。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Center for a Postmodern world)主任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提出建立所谓后现代科学，作为“现代社会”后盾。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既不能给我们以真理，也不能探求真理；科学不是真理的公正裁判，反而是“一个相当偏私的参与者，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科学的目的不是追求和获取真理，而是追求和谋求对自然的权力。现代科学不过是“一种有很强的解释能力的神话”；是机械的、个人主义的、还原论的、人类中心论的“伽利略范式”，注重可重复和可检验性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将被“永远蔑视严格的科学分析”的灵学“新范式”、“新异端”所取代。在灵学家们眼里，科学被斥为“祛魅科学”(disenchanted science)。规律性和可预见性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格里芬认为，科学的本质不是对唯物主义不可理解的事物，进行科学研究；而这个领域恰是灵学能够推翻科学“祛魅”的地方；也是灵学带来“新的世界观”；带来“科学革命”的所在。这一番论述，不仅赤裸裸地亮出了要摧毁现代科学赖以建立的唯物论基础和客观性基础；也明明白白地暴露了后现代主义，企图打破“科学神话”的反科学思潮，以此跻身于神龛顶端的“后现代科学神话”中，在科学的殿堂获得合法席位。库尔茨指出，后现代主义宣称，不存在什么客观标准，否定现有的科学体系，无疑是想抛弃整个现代科学事业。他坚信，把超感官知觉、心灵感应以及灵魂不灭等都囊括到“后现代科学”(Parascience超科学)里的灵学，拿不出任何过硬的证据，它就摆脱不了充满幻觉、谬误和骗局的不可检验的伪科学系统中，它必然要败给所展示的科学发展前景。
      针对反科学现象，库尔茨进一步分析道，这类超自然信仰的剧增，表明极度的反科学态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系列范围更广的支持这种另类信仰的集团势力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反科学与这种势力的结合，例如，与政治权力和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并时刻准备为这些势力服务，企图以这种方式扭转文明的进程，这是相当可怕和危险的。为发展健全的科学理性，传播健康的科学文化，库尔茨于1976年在国内外联络了一批知名的各个门类的科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媒体知名人士、科普作家、魔术师等参加，成立了CSICOP组织，发展壮大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现在它包含着三个组织：一是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二是1980年成立的世俗人文主义委员会(Council for Secular Humanism，CSH)和2003年成立的科学医学与精神健康委员会(Council for Scientific Medicine and Mental Health，CSM—MH)。库尔茨就是以他建立的这些组织和所发行的杂志，作为对抗反对科学理性的行为和理念的主要阵地，带领学界和社会大众坚决捍卫科学理性和科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