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宗教中，特别是发源于印度的宗教，其中往往多有神秘主义的内容，诸如佛教中多讲对某种宗教观念或境界的“实证”；印度教中，特别是讲瑜伽的部分，则谓之“亲证”。近世以来，因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科学理性在东方各国中也逐渐形成了启蒙思潮，这对那些古老的宗教也造成了一些难题——因为宗教神秘主义者们既不能全然否认科学的合理性，同时也要维护自身教义的优越性。所以，不得不转而论证自身的学说并不违背科学。
以佛教为例，目前也经常可见很多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信仰者辩解，佛法是要求人去“实证”的，具有科学性，而并非一般的无条件信仰云云。他们的意思是说，所谓“实证”是让人“证”而后信，也就是按照宗教经典中记载，或某些“大师”传承的方法，去进行神秘主义的“实践”之后，你自会认识到这些境界是真实的，从而产生信念，并非盲从。
这种说法在当代的代表者，最有名的恐怕就是已故的南怀瑾氏，比如他在《楞严大义今释》中便说过：“佛教具有科学的实证方法，但是因为它是从人生本位去证验宇宙，所以人们会忽略它的科学基础，而仍然将它归之于宗教。可是事实上，佛教确实有科学的证验，及哲学的论据。它的哲学，是以科学为基础，去否定狭义的宗教，它的科学，是用哲学的论据，去为宗教做证明。”——通过这番论述，南氏顺理成章地把宗教的神秘主义修行套上了类乎“实践出真知”的理论外衣。
这类说法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923年近代佛学大师欧阳竟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一文中早就说过：“凡宗教家，类必有其宗教式之信仰，宗教式之信仰为何，纯粹感情的服从，而不容一毫理性之批评者是也。佛法异此。无上圣智，要由自证得来，是故依自力，而不纯仗他力，依人说话，三世佛冤，盲从迷信，是乃不可度者……信有二种，一者愚人之盲从，一者智人之乐欲，前者是所鄙弃，后者是所尊崇。信有无上菩提，信有己得菩提之人，信自己与他人皆能得此菩提，此信圆满，金刚不动，由斯因缘，始入十信。此而不信，永劫沉沦。”欧阳竟无把所谓“自证”解释成“智人之乐欲”，也无外乎这个理由。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熟悉科学理论的话，宗教家们所谓的这个“实证”与科学方法论中的“实证”（也就是实验）相比，恐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二者最大的区别是，神秘主义“实证”的说法中缺乏科学命题中最为必要的“可证伪性”。
所谓“可证伪性”，是卡尔·波普尔（1902-1994）在其著作《猜想与反驳》中所提出的范畴，系指通过某种理论而推导出来的结论（或解释、假设），在逻辑上或原则上要有与一个或一组观察陈述发生冲突或抵触的可能。波普尔认为，所有科学命题都要有可证伪性，没有被证伪可能的理论不构成科学理论。他在该书中曾以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和西方流行的占星术为典型对比来说明这个道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显然满足可证伪性的标准。即使我们当时的测量仪器不容许我们十分有把握地对检验的结果下断语，但是驳倒这种理论的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占星术经受不住这种检验。占星术士对他们所相信的确实证据极端重视和极端迷信，以致他们对任何不利的证据都完全无动于衷。还有，他们把自己的解释和预言都讲得相当含糊，以致任何有可能驳倒他们理论的事情（假如理论和预言说得更明确一点的话），他们都能解释得通。为了逃避证伪，他们破坏了自己理论的可检验性。把预言讲得非常含糊，使预言简直不会失败，这是典型的占卜者伎俩；使预言变得无从反驳。”（见【英】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52-53页）
对于主张神秘主义的宗教修行者而言，其所谓“实证”正与波普尔笔下的占星术一样，亦“破坏了自己理论的可检验性”。——从事宗教修行者“证”了一番“证”出来了便好，但倘若“证”不出来，他们也永远不会说认为是宗教经典本身（或某“大师”的教导）存在问题或错误，这永远只能是你方法上出现错误而没练对，或者干脆说你没有“法缘”。科学方法论上的“实证”则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屡次实验仍得不出某个期待的结果，只能说是该命题或假设本身是错误的。因此，完全可以说，当代神秘主义者所谓的“实证”是科学，不过是一个颇有误导性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本质上还是先入为主的非理性信仰而已。
也许我们上面介绍的理论有些枯燥，笔者曾在网络“科学松鼠会”中读到一篇叫《辩论七律》的文章（署名“奥卡姆剃刀”），文中对“可证伪性”问题举的例子非常生动：“你是一个战士，连长的战前动员称‘只要冲锋跑得快，就不会受伤’，你拼尽全力冲了出去，被人血肉模糊地抬了回来，你质疑连长，连长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你冲得不够快，否则就不会受伤。’你喷过一口血后慢慢明白了，连长的那句动员根本没有潜在的可以被证明不对的可能性，简单地说就是没有‘证伪性’，解释权完全由他，这是句永远正确的骗人鬼话。若动员
改为‘只要冲锋速度达到每秒5米，就不会受伤’，这就有‘证伪性’了，只要有人冲锋速度超过每秒5米还受了伤，就可以证明连长的动员是错的。”
当然，对于宗教信仰，乃至宗教实践，我们都应抱有“同情理解”的态度，这篇小文亦无意质疑宗教神秘主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但笔者认为，若将宗教的信仰行为包装上科学的外衣，不仅于宗教发展无益，恐怕亦对科学精神的普及有害，这显然是应该避免的。
作者简介：姚彬彬，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
本文责编：辛仆
（《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2月）
所谓之“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