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夫子问题致何克抗的信
（因为找不到何先生的信箱，而能够找到何先生的人又不愿意投递这封辱没尊师的信，所以此信未寄出。不过作者已经发给了何先生的主页，以及能找到的许多渠道，但岂今止，何先生的文字仍在，我的信却不在！）
何先生：
我是一个没文化、没学历、更没资历的人，敢于给您写这封信，向您面陈我的一些想法，虽事出偶然，却也有几分不得已。
我在一个学校里作电教工作，一位师长跟我兴冲冲地谈起孔夫子的思想如何伟大，对现实有如何如何的指导意义。对于夫子的伟大，我是信服的，然而说道现实，我以为抱着他老人家的脚不放，管个屁用，说千年腐尸的脚香不是屁话!师长见我并不信服，只好说明他的发现实来源于先生，我便要求看原件(打算看后再大骂您一翻)，可是等到原件到手(就是您在网上的巨论《当代教育改革路在何方》)，一看之下，先是惊讶，既而筹躇，惊讶于您竟敢堂而皇之的宣传“礼、义、廉、耻”教育，既而筹躇于自己的无知，您的理论建筑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当代教育学、心理学、经济学、物理学、哲学的基础之上，根基于如此庞大坚固的土壤，加之您的儒学研究，根本就是不能推翻的不二法门(您的伟大无法形容，只好用此佛语)，而我一无学历，二无资历，竟大言不惭(幸而还没出口)要批您，真真……?
我生在中国，自然离不开孔夫子的教育，然而还有一位，近年来教育文章似乎少有提及，那就是马克思先生，对我也有多年教育。说起这位外国佬，一度可是称霸四方，连孔夫子的门徒竟也被他迷惑，顶礼膜拜，他可没有孔先生“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斋心仁厚，他的弟子们抱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血惺夺了孔夫子门徒的江山，一时间，谁敢不“马”，我就是在这之后出生的，这之后的中国被称作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马”上世界，自与“孔”中世界不同。新中国的教育使我对孔夫子没有什么好印象。对“礼义廉耻”更是没来由的深恶痛绝，这可能与马先生(更多的是他的中国私淑弟子们)多年的奴化教育有关，想何先生应给予理解，体谅。
现将再读宏文时的种种困惑请教，以希明智。
1，“人类从农业社会(新石器时代)发展到……高级阶段(铁器时代)共经历了若干万年”，此开篇第一句也，所引书目我无缘得见，或许是新研究成果吧，但据《辞海》(我太无知，竟信《辞海》!)新石器时代据今7000―8000年，而铁器时代则约于4―5世纪，怎么加也不到若干万年，到底是几万年，请明告。(P2)
2，说到现代的两种困境，我先要向先生表明我的态度，满清的遗老遗少们适应不了新社会的节奏，大可以死掉；因为不能活而思念祖制的可以让他在那里自怜自叹，自生自灭；而胆敢企图恢复祖制、扼杀革命的则必须杀头(何先生别疑心，我是守法的，不会杀您的头)，纵容就是害己，有王金发的例子在。(P2)
3，自己的工作还考虑不过来，无暇顾及超越了工业社会(已经单独跨进了信息社会?)的美国，但仅先生的举例看来(所举事例我无法核实)，克林顿投资160亿经费反毒，似不能说没有认真去解决，倒是因为没有征询先生的意见而未能“正视”“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矛盾”很有些遗憾。则当然不能抱有任何希望!(P2)
4，无论是“孔”中之德，还是“马”上之德，道德水准的日见堕落(我喜欢这个词)倒是真的，可是我看不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中高级阶段”(没学问!)(P2)
5，最高价值观念所指为何?(P3)
6，对于何先生所列举的各学科科学家所提的处方，我是尊敬的，换句话说就是不懂。如果我要真正明白各个学科，则这封信要恐怕要等到我老死之时，再要儿孙(估且作个比喻，我这样的人可能断子绝孙。)邮寄的了。讲到这不得不佩服先生学问之深广，让我们这些小辈可望而不可及，敢怒而不敢言。
7，“天人合一”既于宋代提出，则似乎不能算做当代科学家的解决方法，所引现代哲学家“季羡林”的意思，大约引申古意以为今用的意思吧?
8，细读何先生关于儒家历史的论述，则不难看出(以我的浅薄的眼)：先生是怀念孔夫子的教育思想，而对其思想的政治化颇为不满的。认为那变了味，即使“穷毕生精力”“以严谨的态度”研究孔孟之道的朱熹，也说了一些非孔子原意的“发挥”，先生深为不满，嗤之以鼻，而先生自己也要注疏孔子，大谈核子时代，而且要把孔子立为“现代教育的指导思想”，窃以为不是变味，简直是腐臭至极(请原谅我掩鼻直言)。
9，关于“仁”，若说是孔子一生追求，则很遗憾，他没见到，“大同世界”只能归于理想，施“仁”只是一种归于破灭的理论上的尝试，当然夫子仙逝，君王们教民以仁，有盛有衰，有治有乱，君王及臣下们始终如一，宣传儒法，宣言“仁”心，但终于一个个灭亡，没有迎来世界大同，现在先生依然执着不改，打算推倒马先生的革命论(我也不知道现在在的教育理论基础是不是马先生的那个主义了，至少先生似乎忘了)。教民以仁，套句古典：“吾不知先生败于几”(典出《史记》甘罗一段)
10，既然说到马先生，马先生似乎也有世界大同的理想(据说孔、马二人都名列世界杰出思想家前茅，则哲人们大约都是心忧天下的吧。)但他认为这首先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武装到牙齿，对旧世界进行清算，扫除害人者，而他的大同世界也有谋杀，也有污染，并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消忘了。
11，再说被先生列为解决第一大矛盾的心理学“情商”理论，时髦并不是灵丹，我亦没读过畅销书，但仅就先生自己的解释来看，“情商”只注重人际关系的处理，而忘了最重要的“是与非”，则黑帮老大情商最高了，那恐怕是如老先生之辈最不愿看到的：表面一团和气，内里好勇斗狠，勾心斗角。
12，好啦!就写这些吧。我已经觉得超出了我的能力了。不能陪先生继续在各个领域周游了。现将邵燕祥先生于1995年4月的一篇随想录于此，不知何先生读后，作何观感。
闲话孔夫子效益
邵燕祥
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历史总是嘲弄人，被当作鬼打过以后，在一些自称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人那里，孔子再度被捧为神，不但是神圣之神――偶像，而且成了神通之神――法宝，除了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政治效益了，“神”得很。
学者对孔子的研究和权力者的尊孔是不同的。今之学者也有尊孔的，我相信是经过研究而后尊之，不是先尊为神再来来研究或不研究的。权力者是不是真的在心里尊孔，别人很难说，像袁世凯祭天祭孔，行礼如仪，但他是没有工夫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大约只能让御用文人去研究，从里面找对他有用的论据。陈立夫看来是真的尊孔，有他写的《四书道贯》可证，他在四书上的确下过功夫。另外一些起劲呼喊尊孔的官员，其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文化――缩小到对儒家儒学的了解，恐怕顶多是《三字经》水平，有的也许连《三字经》都还没读过，耳食而已。不要小看《三字经》，它和《百家姓》、《千字文》，直到《龙文鞭影》、《名贤集》这些旧时启蒙课本，是影响广泛深远的“通俗儒学”。?
1980年4月7日上午10时，长途客车停在昆明以西84里程碑旁。忽见旅客们涌向一个地摊，不是买禄丰剪刀或鸡蛋、冷饮，有一位老奶奶卖书，白报纸油印，薄薄一本两毛钱，几十份霎时抢购一空。那时刚下发七号、九号文件，严令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印刷品。车开，颠簸中一片读书气氛，更杂着品评、赞许：“有意思!”“带劲!”我好奇一看，原来不是什么时帮髦的异端邪说，封面上仿宋体字：“处世格言，古为今用”，双钩的书名：《增广贤文》。
我当时写过几句诗，“在三家村冬烘先生的私塾里，它曾教导过我们的祖父和父亲；多么宝贵的言论自由啊它享受着，在八十年代中国大地上争春。”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就有了“蒙学丛书”之类的出版，“通俗儒学”远在专家学者的视野之外，起着没有人认真调查过的可疑的作用。
近年有《新三字经》出，也许是“旧瓶装新酒”吧，没有研究，姑置不论。
在五四运动以前，特别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前，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实行专政”的，我以为并不是孔孟程朱的原著，经学大师的注疏，而是适于在识字不多、文化水平不高的平民中传播的“通俗儒学”。
孔分为八，墨离为三，除了学者，谁去管他?两千多年，才有几个皓首穷经的纯儒?圣经贤传，你以为是思想库，在权力者看来，不过是“王将军之武库”，十三经只是工具书，可以从中抽绎出为我所用的货色。子日：“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到林彪那里就成了“小节无害论”。
现行宪法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然而拿阶级斗争理论来说，一般群众以至干部有几个能说得清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这个学说是怎样发展下来的?还不都是笼统地包容在一个“体系”里吗？
从孔子肇始，经荀孟以至董仲舒，逐渐膨胀为宋明理学，到清代又一度大盛的今文经学，也是这样一个可“博大”的儒学的“体系”，也是除了专家学者以外都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认知的。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语出程颐，与孔子无关，如此辨白只有考据上的意义；况且这是由“三从”派生出来的，“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语出《仪礼》，不管是周公制作还是孔子订定的，总是公认的儒家经典，程颐之言算不上对儒学、对礼教的发展，不过是具体的阐释罢了。
孔子“爱人”，不欲杀人，但“以礼杀人”用的恰是儒学的名义；被礼教“吃”掉的众多男女老少，他们迫不得已或心悦诚服地作了牲时，也只知道是服膺了孔夫子的教诲不得不尔的。夫子重生，也会叹“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吧?
以今倒古，想想“文革”时期学“语录”，用“语录”，打“语录”仗，则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也不过是格言治天下。子日诗云，无非一条条格言熟语。干什么学什么，权力者最关心“政治文化”，得势时相信“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失势时默念“潜龙在渊”，“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下呢，却永远要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为了让平头百姓都懂规矩，知方圆，后来就有了“通俗儒学”；不用读《诗》《书》，不用读《论》《孟》，有了一条一条更通俗易懂的格言。“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不是比“非礼勿言”更委婉体贴地“劝”人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吗，真就以文化的手段达到专政的目的了。
儒学，要研究；“通俗儒学”却不需研究，照办就行。因为它是用来规范群众思想行为的，而在儒家看来，“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儒家代表人物也是认为氓之,多属下愚，只能由“牧民”者来“牧”，那末，实行愚民政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因此，“通俗儒学”是一种“实用儒学”，服务于牧民者的实用。所以其中有关“治国”“平天下”的少，关于“正心”“修身”的多，庶民一个个都正其心，修其身，各安其位了，自然至少是暂时的天下太平。被“牧”之民，如果把“通俗儒学”全盘接受下来，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处世哲学，那就正中“上怀”了。
到二十世纪中期，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解放区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党课教材的。其中用“人皆可以为尧舜”激励共产党员学习马恩列斯进行个人修养，用“吾日三省吾身”作为修养方法，用“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作为对待党内斗争中不正确的批评和打击以至某些委屈和冤枉时应持的态度：由此不难窥见“实用儒学”、“通俗儒学”(体现为所谓处世哲学)的影响。
然而刘少奇本人的命运已经为他这一“修养”的理论和实践划了个大大的问号。
现在听说有人主张“用儒家的主体道德思想来培养‘四用’新人”了。“四有”者何?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守纪律。
儒家的政治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境界，是个遥远的憧憬，可望而不可即，不去说它。涉及“治国”的，君臣之义，治乱之道，除去不具可*作性的以外，主要都适用于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中调节王朝与诸侯国的关系，至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抑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只是如何进行统治更有效的不同路线之争，王道云云，则是从来只见于宣传，没有实施过的。这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何干呢?
而儒家的道德理想，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有哪些是具有可*作性的?我说不清，留待提倡者去说。如果只是向各级干部“倡廉”，要他们“慎独”即“自律”不要贪污腐败，或是标举孝顺，把“孝心”列入少年儿童“五心”活动的内容，就算是体现了“儒家的主体道德思想”，以为能就此在青少年中培养出“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来(那些正在“自律”着的干部想来早已是“四有新人”)，我却总觉得是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庸俗化了。可敬的孔夫子，在礼崩乐坏的当年，仆仆风尘，周游列国，兜售治国良方，可惜没人识货。老先生的方策，是有点“道德治国论”的味道。然而“道不行”也，奈何?他没有“乘桴浮于海”，而是留在故土了。
今天的中国，经济领域有经济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政治领域有政治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生活纷纭万状，于是有人惊呼国民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降低了，“滑坡”了，继道德谴责之后，不知怎么想起乞灵于“儒家的主体道德思想”，或许是认为道德成能，可使各样矛盾“迎刃而解”。是不是有点“乱投医”呢?
不过，我不想给任何寻找药方的努力泼冷水。
我想有所建议。我们办经济特区，是解放思想、大胆试验的创举，十几年来卓有成效，它所取得的经验已经辐射全国。我们何妨办一个“用儒家的主体道德思想来培养‘四有’新人”的特区，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呢?在那里，我们可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一切照既定格局办；我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安安定定地过“太平”日子；大家守住宅边地，“父母在，不远游”，安其贫而乐其道，不过，主持特区的官员的子女，在官员活着的时候，依圣训也不好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