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三）非宗教运动：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

      在这场非宗教运动中，现代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成为重要的议题。封建帝制崩溃后，思想界充满春天的生机，新型的知识分子趋向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这种潮流导致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大多数知识分子倾向无神论，否认存在超自然的现象，有非宗教的倾向。他们认为科学和理性可以使人们摆脱宗教的束缚，增加人类利用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从而增进人类的福祉。

      1922年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大会，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表演说，从信仰自由的角度，阐述教会学校“诱人入教”是侵犯“人权”。他指出：

      “因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识人盲作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我尤所反对是，那些教会的学校的青年会，用种种暗示，来诱惑未成年的学生去信仰他们的基督教。”

      在演说中，蔡元培重申日前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的主张，提出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三项措施：（1）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仅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2）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3）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26}

      教育与宗教分离，是近代先进教育家的共同思想主张。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年会，讨论教育革新问题。到会人士共370人，会议收到议案122件。在会上，胡适提议；“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 陶孟和、丁文江附和此议。他们的理由如下：

      “儿童当此时间受感力最强，而判断力最弱，教育家不应利用这个机会，灌输‘宇宙中有神主宰’、‘上帝创造世界’、‘鬼神是有的，并且能赏善罚恶的’等等不能证实、或未曾证实的传说；也不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用祈祷、礼节、静坐、咒诵等等仪式来做传教的工具。总之，学校不是传教的地方，初等学校尤不是传教的地方，利用儿童的幼弱无知为传教的机会，是一种罪恶。”{27}

      胡适等人的主张在议案表决后，即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一面函达各教会学校及悟善社、同善社等等宗教团体所设的学校，一面文字的鼓吹此意。”{28} 此议案的提出意义重大。从此，主张教育脱离宗教的影响，逐渐成为教育界有识之事的共同认识。

      批判教会教育的先锋仍是少年中国学会。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开会，制定新纲领明确提出“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29} 学会评议员余家菊撰写了著名的《教会教育问题》一文。他对教会教育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攻击。他在开篇写道：“于中华民族之前途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教会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与教育权，实为中国历史上之千古痛心事。” 文章揭露教会教育的三大危害：1.“教会教育是侵略的”；2.“基督教制造宗教阶级”；3.“教会教育妨碍中国教育之统一”。余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提出“收回教育权”的问题。他认为，教会学校“托庇于治外法权”，“背后挟有无数兵舰”，试图把中国“变作一个基督教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权之收回实为一紧急问题。”{30} 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明确表示要收回教育权。